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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1951、1953这几年秘书室的年度报告都是我写的。这是因为田家英看到我处理群众来信的具体成绩比较优秀，写起来言之有物、下笔有情，而且我那时也还协助他搞《毛泽东选集》编辑，他对我了解最多，非常信任我（我还因为经常给中央反映重大情况当选过中直机关劳动模范[]）。但到了1954年，情况变了。有一次，杨尚昆的秘书孟凡述在吃饭的时候跟我说，秘书室的报告应该是写给办公厅，由办公厅再转给主席。我把这话向田家英做了汇报，田家英说，这个就困难了，主席说这个报告是要直接给他的。但是，田家英又怕得罪杨尚昆，就跟我说，那以后就不写书面报告了，用口头报告给主席吧。

    戚本禹先是自我吹嘘一番，说1950年、1951年、1953年的年度报告都是他写的，而且还在协助田家英搞《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前面说过了，戚本禹并没有给毛主席写过报告，报告都是彭达彰等室领导写的。为了进一步印证这件事，逄先知是这样用电话询问李公绰的：这三年的年度报告是不是戚本禹写的？李非常明确地说：“绝对不是，也绝对不可能是。这几年的年终总结报告，怎么会是戚本禹写的，都是彭达彰他们室领导写的。戚本禹这样吹牛，真可怕！”吕澄更肯定地说：“这几年的年终总结报告绝不是戚本禹写的。”王象乾说：“1964年前后，田家英有一次对秘书室的室务委员，带有批评的口气说：‘戚本禹刚来的时候，连普通信都写不好，改来改去才能用，他现在写的文章，你们谁能写得出来。’”

    戚本禹总爱拿参加《毛选》的编辑工作说事。其实，他只搞了三个月，田家英就把他调开了。如果田家英信任他，又认为他的工作那么优秀，为什么要调开呢？当时搞信访工作的同志，水平比较高、办信经验比较多的，并不少，并不是非他莫属。戚说，田家英怕得罪杨尚昆，就跟他说，“那以后就不写书面报告了，用口头报告给毛主席吧”。大家读到这些话，非常惊讶。李公绰说：“这些话简直是天书，完全莫名其妙，压根儿不可能，毛主席是习惯看书面报告的。”吕澄说：“戚本禹不太像话，胡编乱造。给毛主席的工作报告，一直是用书面的形式，从来没有做过口头报告。”王象乾说：“没有戚本禹说的不给毛主席送书面报告的事，秘书室一直给主席送书面报告。”

    戚本禹一有机会就贬周总理，他不断抓住信访工作做文章，好像中办秘书室比政务院的作用还大。《回忆录》中说：

    我的总的体会是，毛泽东对各界来信都很看重，又特别重视工人、农民反映情况和要求解决困难的来信。我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毛主席是真心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关心普通老百姓的疾苦！周总理也关心，但我感到他总不如毛主席那样关心。当年的政务院比我们秘书室知道的东西多，可是毛主席知情并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先由秘书室把群众反映的问题汇报上去才发生的。又说：总理也有不汇报不请示的问题，例如上一章说过的，建国初很多地方工人、农民生活疾苦，情况很严重，总理比谁都知情，却没有把问题及时向主席汇报，请示主席怎么解决，而是在秘书室把情况反映给主席之后，在主席的敦促下，才开中央会议讨论解决方案。

    戚本禹不敢明目张胆地批周总理，而用旁敲侧击的办法贬低周总理，这里面包藏着他狂妄的政治野心。

    戚本禹在中南海工作期间，党内发生了高饶事件。戚不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却在其个人回忆录中大写特写，或者抄袭一些不实的材料，或者胡编乱造，妄加论述，歪曲历史。他居然说：“我亲眼见到刘少奇和高岗相互斗骂，王光美哭起来了。”

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及其修改

    戚本禹用了很大篇幅写这个问题。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根本没有弄清楚，更不知道其中的一些真实情况，就信口开河，冒充聆听者，编造了许多假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内简称《正处》），戚本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