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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2日    下午，请周明久、刘生荣（公社会计）来算劳动账，直到深夜。今天是夏至，红苕应当全部栽完，但还有大半没有栽上。

    6月23日    上午，田同李政委（李井泉）一起乘汽车去重庆，出席省五级干部会。下午和晚上，继续算劳动账。

    6月24日    上午，布置了一下调查工作。史（敬棠）、戚（本禹）、李（学谦）、骆（文惠）分头下去调查劳动生产率、社员收入情况。戚的调查材料，证明公社化比高级社时生产效率有降低趋势。李调查了一个排的27个劳力，单5、6两月比去年同期多做工分4.5%，由此得出结论，生产率提高了。但把他的材料一分析，不一定得出这个结论。今年工分多是社员全部的工作量，过去除了干社里的活，还从事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的劳动。从骆、戚两个人的调查看，这两年的生活水平比高级社时都有所降低。

    下午，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黄流来电话，说田要我明天晚上去重庆，把材料带上，并要骆文惠回家看看（骆是四川云阳人）。

    6月25日    继续整理材料。上午请供销社、银行、糖果店、市场管理委员会和粮站各方面的负责人，谈了一下几年来镇上经济发展情况，并请他们整理出一些材料。这次座谈会提出许多新鲜问题，很启发思想。

    晚上，乘10时快车去重庆。

    6月26日    材料交给夫子（当时中办秘书室的人称田家英为“夫子”），作了一些说明，他感到很有用。晚上，扯谈了一下，田决定我们再在四川留一个月，调查半个月，到新繁一个先进乡住半个月了解情况。这个决定，我很高兴，趁此机会对农村进一步做比较系统深刻的了解，有极大的好处。

    田要我转告罗远述：（一）大丰公社的制度、体制，不要动，至少搞一年看，试就试到底。（二）9—13岁的学生，根据情况规定劳动任务。（三）发动群众讨论、总结小麦生产经验，开几种人的座谈会。（四）红苕、洋芋按户发下去，便于保存。吃食堂的，可以交上煮，也可以自己煮，食堂只煮米。（五）田头积肥经常化。（六）开会的同志都赞成成立机建组，培养机工学徒。

    6月27日    经过一天紧张的工作，现有的材料全部整理完了，一直搞到12点多。用工量的材料，原来的调查一个最大的缺点是没写上密植和施肥的情况，不能说明问题。田说得对：任何一个材料要有鲜明性，反对什么，赞成什么。

    6月28日    早晨田和李政委同机飞武汉，准备去庐山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我一个人到招待所附近的石桥公社走了走，了解一点情况，许多问题同崇义一样。

    6月29日    早6点40分乘火车到达成都。下午回崇义乡。

    以上逄先知的日记中所记的调查活动、劳动情况、开会向田家英汇报的问题和田家英讲话的内容，都压根儿没有提到“试验田”这三个字。

    李学谦写的材料、逄先知的日记，白纸黑字，是驳斥戚本禹谎言的重要佐证。此外，当年任大丰公社党委书记的罗远述写给李学谦的信，刘冠群写的回忆田家英在大丰公社搞农村调查的文章，也都没有提到过种试验田的事。

    戚本禹是田家英调查组的一个成员，在田家英统一领导下工作，不可能另搞一套，自己去种试验田。

八、天津调查的真实情况 

    关于天津调查，先看看戚本禹是怎么写的。他说：

    “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已经取得很好效果，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六十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由于纠正了‘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错误，建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经济核算制度，保障了人民公社的健康发展，农村的形势逐步好起来了。这时，毛主席要着手解决工业的问题了。为了制定《工业七十条》他叫陈伯达、田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到天津做工业调查。”

    “调查组由陈伯达担任组长、田家英任副组长。下面设三个小组，一个小组去钢铁厂，一个小组去机械厂，还有一个小组去工交单位。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柴沫、副主任马仲扬[]分别担任了两个小组的小组长。另一个小组由我担任小组长，柴沫和马仲扬都是抗战时就入党的干部，都是正局级，跟田家英是一个级别的。而我当时还是个科级，是被破格重用的。我带的小组是去了天津机床厂搞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