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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毛、刘对“四清”问题的争论，是在1964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会议规模不大，有31人参加。会议记录根本就没有《回忆录》中所说的毛、刘那些对话，也根本没有提到张霖之与何长工。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根据会议记录这个权威档案，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记述。

    “文化大革命”中戚本禹整人，心狠手辣。据当年参加批斗刘少奇的人后来交代，1967年在中南海内批斗刘少奇，戚本禹是直接指挥者。他对参加批斗的人交代：要搞得热烈，要杀气腾腾，不要文绉绉的，要斗出水平来，还要拍电影。可以摁头，可以让王光美低头。7月18日，毛主席在武昌东湖宾馆召集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等开会时，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的做法，说不要面对面搞，还是背靠背好。

    戚本禹为了攻击别人，在一些大事情上胡编乱造一些“故事”，就是在一些小事情上也同样胡编乱造。例如，《回忆录》中《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这一部分，一开头就编造一个关于挂蚊帐的“故事”。当时，逄先知、戚本禹刚刚调到秘书室，彼此还不熟悉。戚说，只有逄先知有蚊帐，别人没有，他和几个人一起给逄先知提意见，逄就给田家英打小报告。“故事”写得很生动，活龙活现，不知情的人很容易信以为真。其实，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编造。当时大家都有蚊帐，戚本禹本人就有蚊帐。说逄给田家英打小报告，更是无稽之谈。这里请读者注意一下，在《戚本禹回忆录》的另一个电子版上是这样说的：“逄经常主动给田家英打小报告，把我们的情况一五一十地报告给田，后来当了田家英的秘书。”戚本禹心虚，觉得这样说太离谱，在正式出版的《回忆录》中就改了个写法。从这件小事情上也能看出戚本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再举几个例子。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

    “田家英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是杨尚昆、邓小平提拔他担任的，他因此对杨尚昆、邓小平一直怀有感激之情。他跟我说，还是杨公、邓公想到我呀。可这样一来，他就必须经常向杨尚昆去汇报工作了。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邓小平去东北视察工作的时候，是带着田家英一起去的。田家英在大兴安岭被一种毒虫咬伤，整个手臂都肿了起来。邓小平下令要省里的医院不惜一切代价给他治好。他对这件事情也是一直铭记在心的。”

    知情人一看就知道，这都是编造的。那次东北之行陪同去的人比较多，有李富春、薄一波、杨尚昆等。田家英是带着逄先知一起去的。逄是亲历者，他说：“首先，戚说的时间就不对。邓小平那次视察东北，是1964年夏，不是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邓视察的地方是小兴安岭，也不是大兴安岭。说田被毒虫咬了，邓下令要医院‘不惜一切代价给他治好’，这更是瞎说。田没有被毒虫咬，什么病都没有。”戚本禹真是一个谣言公司，千奇百怪的谎话都能编造出来。为了说田家英对邓小平感恩并投靠邓，而得到邓的提拔，他居然离奇地造出一个毒虫咬了田家英的故事。

    田家英从1948年起，给毛主席当秘书十二三年，由于做出的工作成绩，特别是在1961年领导浙江农村调查和担任“农业六十条”主要起草人之一，做出突出贡献，才升任中办副主任。

    戚本禹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干的坏事，避而不谈，或者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同时，又隐瞒对他不利的事实真相。1966年5月22日，安子文、王力、戚本禹三人来到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住处，向田家英宣布中央的决定：停职检查，工作由戚本禹接管。特别指出田家英犯了两个错误：（一）一贯右倾；（二）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而《回忆录》却轻描淡写地说：安子文“很平和地说，家英啊，你犯错误了，中央现在决定，即日起你停止工作，进行检查”。“在整个谈话中，安子文的态度都是平和的。他只谈田家英有错误，并未谈到具体是什么错误，更没有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戚本禹故意回避问题的要害，即安子文宣布的田的两个错误。在当时来说，这两个错误对田家英的压力是很大的。他在前一天已经从别人那里知道，中央已经将彭、罗、陆、杨定为反党集团。他很紧张。

    《回忆录》里说：“1966年田家英出事后，我们‘八司马’因为与田家英关系较好，有人就借机整肃我们，说我们是田家英的余党，但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