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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本禹还说，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正处》，是“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等人根据毛主席的原始讲话文件修改而来的”，还说什么“胡乔木改的较多”。戚本禹看过《正处》讲话修改的过程稿吗？怎么能这样毫无根据地瞎说呢？根据档案，《正处》讲话是毛主席亲自修改了十几次、亲自定稿的。怎么能把发表的《正处》说成是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修改的稿子呢？在档案中保存的各次修改稿中，田家英没有改过一个字，胡乔木只有一处文字性的修改，毛主席没有采纳，哪有什么“胡乔木改的较多”。陈伯达作了一些修改（由逄先知誊写在稿子上），这些修改是根据毛主席征求来的意见，供毛主席参考的，取舍由毛主席决定。事实的真相就是如此。

    戚本禹还假借江青之口，说他想要说的话。《回忆录》中写道：

    1957年夏天，中央在青岛召开会议，江青陪毛主席去的……后来江青对我说过：“主席这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我给他讲青岛的事，他都没有心情听。”我问，因为什么事。她说还不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我在现场听过主席的那次讲话，也看到了那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非常理解主席为什么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等这个气候出来了，党又把它消灭，还要用毛主席自己的原始报告来做成枪炮把它消灭。这不等于是让毛主席自食其言吗？……“裴多菲俱乐部”中国的确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这是一种党内外夹击的复杂局面。群众意见、民主党派友好人士的意见以及右派的攻击，其实还是好处理的，难的是党的高层的批评意见不好处理。那时，刘少奇是党内已经认可的接班人，邓小平是毛主席亲自点将到北京后不到两年就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彭真虽然在延安时期就是很左的，但对于党在延安时期的拨乱反正的贡献是很大的，自那以来党内地位也很高。还有大批同志跟在他们后面，也一样对毛主席讲话有这样那样的埋怨。

    1957年7月，党中央在青岛召开的工作会议，主要是讨论整风、反右、知识分子、农业发展纲要等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出席会议的还有政治局委员、一些省市委书记。毛主席主持会议。当时毛主席主要集中精力起草、修改《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面征求意见，一面修改。在改出第十稿后批示邓小平：“此是最后定稿，请你提交政治局批准。如有修改，请告知，如无修改，即可发出。”青岛会议期间，毛主席的工作是很忙的。他一面要主持会议，找有关的人谈话，同时又要起草和修改文件。这就是当时的主要情况。怎么能说毛主席“闷闷不乐”呢？怎么又扯上《正处》讲话了呢？

    人们会问，戚本禹为什么编出这样一篇谎言，而且特别把谣言造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三位老一代革命家头上，老是把他们三人同毛主席对立起来？想想“文革”时期戚本禹得势那当儿的情况，就不难回答。戚本禹是靠大批判起家的。他批判、批斗最厉害的，就是这三位领导人。戚本禹至死不悔，继续伤害他们，造他们的谣言想以此证明，他当年的大批判、乱批斗是对的，为他自己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