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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的戚本禹已是红极一时的人物，又接替了田家英的工作，谁还敢整肃他，谁还会把他打成田家英的余党？这种骗人的话，谁会相信？

    戚本禹还说：“文革初，批斗田家英，我不积极，我心里同情他，结果被指责犯了‘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错误。”其实，戚本禹是十分积极地要大家揭发田家英。1966年5月23日上午，戚本禹就到秘书室召集全体科长开会，也叫逄先知参加，要大家揭发田家英，特别要逄先知揭发。王象乾说：“1966年5月23日，戚本禹召集秘书室室务会议，一个人头一个人头点名，要大家揭发田家英。”不久，戚又把秘书室的科长们凡与田家英关系较多或较好的，都划为“黑帮”。戚本禹不仅要秘书室的人揭发田家英，还要马列主义研究院的缪楚黄等三人“大力揭发”（戚本禹原话）田家英。他们三人，一直在田家英领导下，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对《毛选》前三卷的注释进行校订工作。戚本禹这样煽动、威逼上述这些人揭发田家英，能说他对田有温情主义吗？能说戚是“心里同情他”吗？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一天晚上他（指逄先知）在家里烧文件，烧得满屋子都是烟。然后他把烧过的东西，放到抽水马桶里冲掉。因为烧的东西太多，有些纸没有烧尽，结果就把下水道给堵了。”

    逄先知说：“我在田家英出事后，是销毁过一些材料，不是文件，也不是烧的。这件事，我当时就交代清楚了，后来组织上也已查清。几十年后，戚本禹别有用心地旧事重提，我在这里必须加以澄清。我销毁的材料，是参加《毛泽东选集》第5卷工作时，为了工作需要，做的一些毛主席重要著作摘要。当时是在一种紧张的情况下干出来的一件蠢事。是销毁什么东西把抽水马桶堵了呢？是一个笔记本，里面记有我在1963年秘书室室务会议上批评戚本禹的发言稿，害怕戚本禹报复，才下决心销毁。这个笔记本很厚，是道林纸的，有一个厚纸壳子，这一下就惹出了大祸！”

    逄先知说：“戚本禹采取他在《回忆录》中一贯使用的造谣诬蔑、夸大其词的手法。说什么我写了一百多张纸的揭发田家英的材料，这完全是夸张。戚本禹甚至说我揭发田家英说过：‘主席死后，也会摆在水晶棺里，最后，也会像斯大林那样，被后人焚尸扬灰的。’这是十分恶毒的造谣诬蔑，既是对田家英的诬陷，又是对我的诬陷。”

    参加座谈的同志都说，1962年以后，田家英虽然对毛主席有些不满，但绝不会有这样的仇恨。田家英总是希望重新得到毛主席的信任。1962年以后，每当主席让他办一件事的时候，他总是很高兴。例如，1963年毛主席要他协助编辑《毛主席诗词》，他尽心尽力地完成任务，主席很满意。又例如，1964年他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带领一个班子，经过调查研究，主持起草了《中国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得到毛主席的肯定。直到安子文等三人向他宣布中央决定，他才感到完全绝望了。逄先知说：“我想也想不出戚本禹编造的这种话。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很早就提倡火葬。他是在1956年《倡议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第一个签名的。在倡议书上签名的党内外人士共136人，田家英也在倡议书上签了名。‘文化大革命’前，谁能想到毛主席逝世后会长眠在水晶棺里，那时想的都是遗体应火化。用水晶棺长期保存毛主席遗体，是在毛主席逝世后，才由党中央决定的。据负责保存毛主席遗体的专家说，他们当时毫无准备。这时田家英已去世十年了。戚本禹造谣的时候，根本不顾这些重要事实，反正想怎么诬陷你就怎么诬陷你。”

    关于田家英的自杀，和对田家英的看法，毛主席是什么态度？长期在主席身边工作的谢静宜曾问过他。1972年原中办副主任王良恩自杀后，谢静宜问毛主席，中办两个副主任都自杀，问题有那么严重吗？毛主席严肃地对她说：“我看不一定，至今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了不得的事。若干年后也许能搞清楚，也许还不一定。田家英是我的秘书，他为我做了很多工作，他爱学习，是个有才干的人。”（见谢静宜《毛主席身边工作琐忆》一书）

    逄先知说：“1976年，我在江西进贤县中办‘五七学校’劳动，在一个连队的后勤班编竹筐。有一天，一个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他们是到干校来短期劳动锻炼的），专门到我编筐的屋子，坐在门槛上，对我说：‘主席说，田家英要是不自杀，也没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