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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刊登什么内容，田家英也让我来决定。他和我有个默契，他说，重要的事情你得给我打个招呼，其他的你就自己签发好了。……其实，我心里明白，他之所以让我来签发，是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他还可以有回旋的余地。果然，后来杨尚昆为了《群众反映》的事批评了田家英好几次（在杨尚昆的日记上就有提到[]），田家英就都往我头上推。”

    《群众反映》，田家英让戚本禹签发，这本来是对他的信任，戚本禹却把田家英的好心往坏处去想，反诬田家英推卸责任，没有担当。戚本禹在《回忆录》中不是说过：“田家英有个大优点，即使在工作上出了问题，他从来不像陈伯达那样把责任往别人头上推，从来不诿过于同级或下属”吗？田家英为人是否有担当，自有公论。（待续）    

十、戚本禹从秘书室调到“后楼”的真相

    所谓“后楼”，指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因其最初的办公地点位于中南海居仁堂的后楼而得名。关于戚本禹调“后楼”的原因，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

    “杨尚昆对我主编的《群众反映》一直都是意见很大的。尽管他有时也经常会找（我）刊登一些批评他所不喜欢的人的东西，但他总是担心我会给他捅出娄子来。特别是因为葛慧敏的事情，搞得他和谭震林的关系很紧张。后来在关于‘包产到户’的群众意见专辑问题上，他和田家英都受到了谭震林的攻击。所以他就与田家英商量，调离我的工作。”

    “大概是1963年中，龚子荣找我谈话，说办公厅‘后楼’的《情况反映》，那么多人都没有搞出多少东西来，倒是《群众反映》这么个小刊物，给中央反映了不少情况，所以现在决定把你调到后楼研究室去加强《情况反映》的编辑工作。就这样，我离开了《群众反映》。调去‘后楼’的时候，龚子荣给我登记表上写的是研究员。”

    关于戚本禹调“后楼”的事，看看《阎明复回忆录》是怎样说的。阎明复写道：“60年代初的一天，戚本禹突然到‘后楼’二楼翻译组的办公室来看我。他对我说：‘我听说上上下下你都处得很好，大家都说你人缘好，而我则很苦恼，上上下下都不喜欢我。所以想向你讨教，该怎样办。’我当然还有点自知之明，不会给戚本禹提什么忠告。我问道，老戚你究竟有什么想法？他说他在秘书室实在待不下去了，想换换环境，能不能到‘后楼’工作。我答应试试看。我把老戚的情况向‘后楼’综合组组长何均反映了。何均爱才，认为戚本禹有才，答应同田家英商量。后来，老戚就调到‘后楼’来了。他专门来看我，表示感谢。”

    阎明复同戚本禹关系比较好。他为人正直，实话实说。我们相信他的回忆录里写的这件事是真实的，写出了戚本禹的真实情况。

    事情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1963年五六月间，在中央开展的“五反”运动中，田家英连续几天主持召开中办秘书室室务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着重解决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接着又开全室大会给领导提意见。秘书室的室务会议由各科的科长、副科长组成。那次会议逄先知也参加了。

    沈栋年（兼秘书室党总支副书记和人事工作）说：“田家英和我说过，戚本禹和几个科长都搞不好关系，我很发愁。”

    在室务会议上，每个人先作自我检查，然后由大家提意见。当时，大家对戚本禹的意见较多，也比较尖锐。沈栋年的发言，大体上反映了会上对戚的意见。他说：“（一）戚本禹好名，对同志关系缺乏诚意。戚总想他说了算，飞扬跋扈，成名成家思想是中心问题。（二）骄傲自满，盛气凌人，惟我独尊。记仇。你对××同志突然袭击，抛出一批材料，揭发是攻击性质的。嫉妒报复，拉拉扯扯，拉拢打击。”李公绰说：“我记得你（指戚）说过，如果××不服，就再抛一批，坚决把他打下去，如果他再抵赖，我再揭发。戚本禹的心不是很善良。”逄先知也在会上发言，对戚本禹提出了批评意见，着重批评戚的极端个人主义。在逄的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戚本禹一心想出人头地，总要站在别人之上。谁超过了他，他就打击谁。在室务会议上，也是飞扬跋扈，盛气凌人。戚有合纵连横的本事。”（上述各人发言，均根据当时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