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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夏天，淮河流域发生水灾，灾情百年不见，淮河也溃堤了，淮北地区陷入汪洋大海，安徽、河南两省有上千万人遭灾。当时，我特别关注有关报道和群众来信来电，就把读到的各种相关情况做了摘要交给领导，由他们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在得知了有灾区的人民为避洪水爬到树上去、结果被毒蛇咬死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并在1950年7月20日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毛主席得知有灾民避水爬到树上被毒蛇咬死而落泪，是在1950年8月5日看了时任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等人8月1日的来电，而不是别的什么报告。这有档案为证。毛主席在曾希圣等人来电中的“被毒蛇咬死者”六个字下面划了一条横线。戚本禹竟然谎称毛主席落泪，推出治淮决策，是由于看了他的“摘要”。戚本禹硬把8月5日毛主席“难过得流下了眼泪”而作的批示，说成是毛主席1950年7月20日的批示。其实7月20日的批示，是毛主席看了华东防汛总指挥部7月18日的报告后作出的。这个报告里，并没有灾民在树上被毒蛇咬死的记载。戚本禹为了表功，就是这样不顾历史的真实，张冠李戴地胡乱编造。戚本禹分工阅读的是华北地区的报纸，安徽属华东地区，淮河流域大水灾的消息如果有报道，也应登在《安徽日报》和河南省的报纸上，这不属于戚分工阅读的范围。戚本禹不在信访组，怎么又会看到群众来信来电呢。可见，所谓他搞的关于安徽水灾“摘要”是没有的事。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还说：

    如果那时候每个同志……不能把全国各地群众生活的真实状况和群众中出现的积极的进步的社会变革思想，及时报告给主席，那当年治理淮河水患就不会有了，合作化在全国的推广也不会发生了。

    戚本禹的这句话可不要小视，这是他编造谎言之后再加深问题，是点睛之笔。他的写法用的是假设句式，乍看起来好像并不显山显水，没有说到他自己怎么样。其实，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正是我戚本禹将这些情况及时报告给毛主席，才有了当年淮河水患的治理和农业合作化的推广。戚本禹贪天之功据为己有，真是太厚颜无耻了。

三、戚本禹是怎样管理毛主席图书的

    《回忆录》把管书和编《毛泽东选集》作为先后接续的两件事来写。实际上不论是戚本禹还是逄先知，作为田家英的助手（当时还不叫秘书），这两件工作都是同时做的。

    关于管理图书，《回忆录》用了不小的篇幅进行了细致描述。他不去讲毛主席喜欢读什么书，要过什么书，却借管书这事自我吹嘘了一番。其中有几点肯定说得不对。

    比如，戚本禹说：“毛主席还喜欢买书，他要买的书，有的是江青的警卫买的，有的是书店的，有的是田家英或其他人吩咐我买的。”逄先知说：“根据我管毛主席的图书那16年的亲历亲见，毛主席只是说要看什么书，从来没有说要买什么书，更没有江青的警卫去买书的事。毛主席的书主要是田家英带着我到旧书店去买，北京的琉璃厂、西单商场、东安市场、隆福寺、前门打磨厂等卖旧书的地方都买遍了。田家英出差到上海、杭州等地，首先要去书店为毛主席买书。有一次在上海，柯庆施来看望田家英，见到桌子上摆着很多旧书，柯批评说：‘田家英，你净搞这些封资修的东西。’其实，田家英买的书都是毛主席喜欢看的。毛主席手不释卷的那部《二十四史》，就是田家英通过邓洁弄来的。戚说：‘现在有人说，是田家英创建了毛主席的藏书室。不能这么说，因为那不是田家英有计划做的，而是毛主席喜欢读书的这么个推动力之下的一个自然积累的过程，是大家努力的结果。’这些话显然是针对我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说的一段话：‘这里要特别提到，为建设毛泽东的个人藏书室，田家英所做的贡献是不应当忘记的，他是花了很多心血的。没有他的具体帮助，建成这样的图书室是困难的。’戚本禹的说法，只靠‘毛主席喜欢读书这么个推动力’而没有人具体去做，图书室就能自然而然地形成吗？他说‘是大家努力的结果’，这个大家是谁？应该不包括戚本禹，他不但没有管好书，还把书给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