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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手稿，保存在中央档案馆，谁去调都调不出来，连总理都调不出来，我们要校对其中的一些文字，就必须亲自跑去档案馆。手稿是主席用毛笔写的，有的地方则是江青用钢笔誊写完了，主席再在上面改一改。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后来去问过江青，江青跟我说，那是因为当年主席原来写的地方比较乱了，她就在边上重新誊写一遍，主席再在她誊写的地方用毛笔做修改。

    读到这里，感到戚本禹简直是在编造“天方夜谭”式的“神话”。《论持久战》手稿根本就没有保存下来。中央档案馆长期负责保管毛主席手稿的齐德平说，从未见过《论持久战》的手稿。很奇怪，戚本禹却能看到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他还特别看到手稿上有江青誊清的笔迹，这真是痴人说梦。事实上，《论持久战》在1938年就已由毛主席亲自定稿，在延安出版了单行本。《毛泽东年谱（1893—1949）》记载，1938年6月27日，毛主席校完《论持久战》第一、第二部分清样，告知出版科《论持久战》拟出单行本。当时单行本大量印行，后来出版的晋察冀版、晋冀鲁豫版和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都编入了这篇著作。新中国成立后编《毛选》，根本不需要用手稿去“核对其中的一些文字”。戚本禹为了“证实”自己的话，在《回忆录》里写了一大段文字，据说是江青向戚本禹说的她如何精心护理毛主席写《论持久战》，说得绘声绘色，这就是戚本禹所说的《论持久战》手稿背后的“感人故事”。戚本禹无中生有地造出了一个《论持久战》的手稿问题，一是为了吹嘘自己，二是为了吹捧江青。但他弄巧成拙，暴露出《回忆录》中谎言太多，更使读者看破了那本《回忆录》究竟有几分真实性。

五、关于群众来信来访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

    《毛泽东选集》搞得差不多了的时候，田家英找我谈话，说群众来信已经成堆，来信组人手不够，调你去当组长，你把手上的工作移交给逄先知，送审、校对工作都由逄先知代替。

    戚本禹1950年11月间回到秘书室，由逄先知接替他的工作。那时，田家英参加《毛选》编辑工作才三个月左右，照戚本禹的说法，1951年2月底、3月初，《毛选》编辑工作才正式启动，怎么能说已经搞得差不多了？

    关于戚本禹是否调去当信访组组长问题，沈栋年、王象乾说：“戚本禹是1950年冬天回到信访组。信访组并没有组长，由彭达彰直接领导，下面由各人按来信内容分工处理。1952年开始，按来信地区分三个组，才设立组长、副组长职务。”

    戚本禹做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还是努力的，称职的，但他在《回忆录》里处处标榜自己，把别人的贡献揽到自己身上，又压低别人，甚至贬损周总理、刘少奇等同志和朱老总。

    在讲到反映失业问题的来信越来越多时，戚本禹说：

    我琢磨，这样一件件送不行，一件件解决也不行，应该给主席一个报告，讲清楚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我就把失业工人的信拿来、把农民的信拿来、把其他什么人的信都拿来，综合在一起，把主要问题摆出，把统计数字搞准，写了一个关于市民和工人失业的专题报告。田家英看了说，写得不错，我们送上去，这一封信顶几百封信，主席就不用看几百封信了。田家英没改几个字就送上去了，用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的名目。用这个名目给主席写报告，一般是年终报告，不是专题报告。我起草的这份关于失业问题的专题报告，恐怕是建国以来中办开先河的一次。

    戚本禹在引了毛主席批示大意后说：

    其实，总理当时掌握的情况比谁都多，比主席也多，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一直没给主席汇报。主席批了以后，总理马上就通知全国，起草文件，找人调查，全国开会。各地一看中央要重视了，都实话实说反映情况了。由于给主席的报告是我起草的，总理要我去参加会议，到各个小组去旁听。通过这件事，我亲身体会到了什么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英明不是像一些人说的是吹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摆在那里，那么多中央委员，包括总理、刘少奇、朱总司令，都同情工人，怎么没有一个人主动去想法解决？最后还是我们这些小秘书把情况反映到主席这里来了，主席批示了才重视起来，才去想法子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