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11)
时间:2019-05-11 23:24 来源:互联网 作者:大棒槌 点击:次
从上述戚本禹的一系列“回忆”中，人们会感到很奇怪。一个掌握“文革小组”实际大权的江青，一个搞极“左”大批判的急先锋戚本禹，怎么忽然都“开明”起来了，说什么毛主席《正处》的原来讲话，造成一种宽松的气候，出现了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好事；什么毛主席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什么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等等。说得多么好听啊！请问戚本禹，这些话，不管是你自己的，还是借江青之口说出来的，怎么在“文革”中连一点影子都看不见呢？那时，全国被你们这些人搞得万马齐喑，人人自危，哪里有什么“双百”方针，哪里有什么宽松的政治气候。 戚本禹对《正处》前后两稿作对比，说到底就是为了“揭示”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同志与毛主席的对立。讲话稿才是毛主席的思想，而定稿塞进了刘少奇等同志及党内一些人的东西。这是戚本禹制造这些谎言的用意所在。 《正处》从讲话到正式发表，时隔近四个月。自始至终是毛主席在亲自动手修改，并广泛征求党内意见，历时55天，共改13稿。这中间中国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极少数右派分子以为时机已到，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毛主席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个变化不可能不反映到他对《正处》的修改上面。修改稿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关于评判政治思想战线上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就是毛主席修改《正处》讲话过程中，于5月25日亲笔加上去的，这是在他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表之后第十天，并不是别人强加于他的。当天，毛主席批示田家英：“我在百花齐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请田于今午打清样校正一下。”毛主席所说的重要修改，主要指加上了“六条政治标准”。至于修改过程中广泛征求意见，这是毛主席多次批示中所强调的。征求意见的范围也是他亲自定的，包括：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当时在京参加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30余人），外加田家英、胡绳、邓力群。 应当说，毛主席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是很精彩的。经他亲自修改的正式发表稿，保持了原讲话的主题、原讲话稿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框架，理论形态更加完备，思想内容更为丰富，逻辑结构和文学表述更加严谨，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正处》吸收了集体智慧，但它完全是属于毛泽东的，所谓“毛主席违心地放弃了一些本来合理的主张”云云，都是别有用心的胡说。 七、所谓“毛主席派我们去四川种试验田” 《戚本禹回忆录》对所谓“毛主席派我们去四川种试验田”这个问题专门写了一章，可见把它看得很重。其实这是一个假命题，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戚本禹把谣言造到了毛主席头上。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 “毛主席不相信亩产万斤粮，但下面报上来的数字却一个比一个高。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在他的报告中就说，四川省粮食产量最高的是亩产上万斤，平均是亩产四千多斤。为了搞清楚到底能打多少粮食，1959年初，主席就命令田家英带着秘书室的工作人员亲自到农村种试验田去。田家英向我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他说，主席讲……你们下去以后，要找一块最好的地，最好面积，用最好的种子，用农民最好的办法，自己种，自己管理，不要别人插手，从下种到收割，全部自己来，看到底能打多少斤粮食。打下的粮食，你们也要自己去称，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准多一斤，也不准少一斤，回来把结果告诉我。”“1959年，刚过完春节，田家英、逄先知、李学谦、骆文惠和我五个人组成一个小组，田家英当组长，我当时担任临时支部的支部书记[]。”“我们下去以后，就分散到不同的中队去。田家英去了一中队，但因为他经常去省里和其他地方开会，所以他住在公社，也没有多少时间下地。逄先知是他的秘书，跟他一起，天天东跑西跑的。骆文惠去了另一个中队，她干农活比我行，但她毕竟是个女同志，一个人搞试验田有困难。李学谦又在一个中队，他倒是也搞了块试验田，但规模没有到一亩。”“我说要一块最好的田来种水稻，他们就给了我一块最好的田。……另外，我还划了一块麦田，也差不多是一亩。我交待说，这都是我的田，别人谁也不能碰的。” 当年参加田家英调查组的，目前健在的只有逄先知和李学谦。他们是亲历者，第一见证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