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时尚网移动版

    “我把我所调查到的情况，汇报给了陈伯达。陈伯达听了我们调查出了真实的情况，就表扬了我们。他问我是怎么调查出来的，我把前后过程都讲了。陈伯达认为我这个从银行找突破的办法很好，之后他自己去调查工厂也都要找银行。”

    “天津调查前后历时几个月，到1961年底，我们结束调查，回到中南海。陈伯达叫我起草了一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我就把调查到的各种问题都写了进去。这个报告主席也做了批示了。后来制定的《工业七十条》，也参考了我们的这个天津工业调查报告。”

    天津调查组，是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办公厅两个单位的同志组成的，政研室秘书长柴沫带队，共16人。陈伯达为组长，田家英为副组长。开始下面分三个组，戚本禹是一个组的组长。很快调整为两个组，一个组调查天津第一钢厂，马仲扬为组长；另一个组调查天津机床厂，政研室的高禹为组长。这两个工厂都是天津的重点工厂。戚本禹和逄先知参加机床厂的调查。当年参加调查的老人健在的不很多了，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张作耀还健在。他提供了一个生前不准备发表的回忆材料，对那次调查有非常详细的记载，题为《天津工业调查》。现将这个材料的主要内容记录如下：

    “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要用《农村六十条》教育干部时讲到：‘城市也要搞几十条。’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意见，中央李富春、薄一波等组织了东北工业调查。与此同时，6月下旬，陈伯达、田家英也组织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人员参加的调查组，做天津工业调查和城市人民公社调查。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次调查始终都是在田家英直接指导下进行的，所以我把它看做是‘在田家英领导下的调查工作’。”

    “调查组6月26日晚离京，27日凌晨到天津，住市委交际处大理道招待所。田家英和他的秘书逄先知先于我们到达，住另处。当日，天津的同志分别介绍了天津第一钢厂、天津工程机械厂和城市人民公社情况。田家英与会听取情况介绍。”

    “调查组分成两组。28日，一组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马仲扬为组长，到第一钢厂调查；另一组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高禹为组长，中央办公厅的人在戚本禹的带领下参加本组，本拟到工程机械厂，临时接到通知改去天津机床厂。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长柴沫带一两个人做些面上的了解（不长住天津），并管两组的事，有时负责上传下达或同市里联系和沟通。”

    “参加天津机床厂调查的人员，除了政治研究室的高禹和我以外，都是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有戚本禹、王刚、杨旭章等。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参加这个组的调查，直接向田负责。”

    “七月下旬，调查组开始撰写调查报告。7月29日调查组向田家英汇报情况，直到晚上。晚12时，田听完汇报后对大家谈话，并就撰写调查报告的问题谈了意见。”

    “调查组按照专题分工，按八个问题起草报告，另加一个前言，共9个材料。我负责起草了《天津机床厂基本情况》的材料……（其他）材料的题目和起草人，已经记不清了。但有一个，因印象特深，所以忘不了，就是戚本禹起草的反映工厂管理制度问题的材料。他为这个材料题名《竭泽而渔》，文中语言特别尖锐。根据当时的指示，所写上报材料或报告，都要和工厂领导‘见面’，要得到他们的认可。显然，这个材料很难被工厂领导和管理干部通过。高禹和我商量把文字改得缓和点，最后高禹商得戚本禹同意，改了题目（已记不清改了个什么题目）。”

    “我负责调查组的事务工作，代表调查组请天津市排印材料。材料共印了每份90套。当时，田家英催得很紧，8月22日，由中办一位同志直送中央办公厅每份20套。”

    “不久得知，我们写的9个材料，在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上全部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近来看到邓力群的回忆，他说参与搞《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时曾经参考中央政研室的天津调查材料（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