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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逄先知说：“1950年8月，中央决定让田家英参加《毛选》编辑工作。不久，田家英就把戚本禹调去协助工作，同时做两件事，一是为毛主席管书，一是参加《毛选》校对等技术性工作。戚说，毛主席从苏联回国后不久就打算让秘书室开始编《毛选》。根本没有这回事，秘书室是专门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的，没有能力承担编《毛选》的工作。戚还说，1951年2月底、3月初《毛选》编辑工作正式启动后，由刘少奇任‘编辑委员会’主任。这又说错了。刘少奇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主任是1966年7月20日，怎么扯到1951年这里来了？《毛泽东选集》1—4卷出版时，编辑单位的署名用的是‘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这只是出书时使用的名称，并没有实际的机构。”

    逄先知是1950年11月调到田家英那里工作，接替戚本禹的。戚在田那里工作，为毛主席管书，校对《毛选》，前前后后一共只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戚本禹却说：

    我从头到尾参加了这个三卷的编辑校对工作。当时完成的《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的标点符号，最后都是由我校对的。这也是文字基本功之一。把《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校对完后，我原来不会写的字会了，不会的文法也会了。自那以后我写起文章来，就轻松多了。后来我能写出一些有点气势的文章，可以说就是得益于这个时期校对《毛泽东选集》。校对完《毛泽东选集》1至3卷，我对毛主席的思想的领悟有飞跃性的提高，写起文章来就会自觉地、自然地去融会进去一些毛主席的思想，带着一点毛主席的风格。我那时的报告送上去，他看了喜欢，喜欢就批注，恐怕就有这样的道理在其中。

    凡是做过校对工作的人都知道，校对时必须聚精会神，像对待“敌人”那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校，不能有稍许分心，更不可能分心去学习、理解文章的思想和文法，往往校对完了甚至连文章讲的什么意思都没有印象。如果真像戚本禹说的那样，他通过校对《毛选》就“对毛主席的思想的领悟有飞跃性的提高”，那他肯定是一个不称职的校对者。这也许就是田家英不让他继续参加《毛选》工作的原因：不好好地搞校对。

    总之，戚本禹用了那么多篇幅讲他参加《毛选》校对工作，目的是为了说他参加了《毛选》1—3卷全部校对工作。大家都知道，《毛选》1—3卷到1953年才出全，他只做过三个月的工作，怎么谈得上参加了1—3卷的全部校对工作？戚说：“1951年2月底、3月初，毛主席决定正式启动《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那时他早已离开田家英那里，由逄先知接手了。逄接手，正是参加《毛选》第1卷的校对、抄写等工作。

    关于《矛盾论》的修改，戚本禹又编造了一篇假话。《回忆录》中说：

    《矛盾论》是主席在一、二、三卷中用功夫最多的一篇，改动也最多，它原来是毛主席1937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课的提纲，后来是把这个讲课记录稿印出来给全党学习。毛主席在准备这个讲课提纲的时候，经常和艾思奇一起讨论。这次编辑《毛泽东选集》收录此文，主席先是对照原来的讲课记录稿口述修改和补充，当时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都在场。田家英回来跟我说过，他记都记不下来，听也听不懂。

    这段话首先就闹了一个笑话。艾思奇到延安之前，毛主席在1937年8月7日已经写成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矛盾论》是这个讲授提纲的第3章第1节“矛盾统一法则”。而艾思奇是1937年10月才到延安的。毛主席在准备这个讲授提纲的时候，怎么可能在延安同远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艾思奇经常一起讨论呢？毛主席修改《矛盾论》的情况，戚并不知情，居然也信口开河，瞎说一气，仿佛他真的很知道内情似的。毛主席修改自己的文章，尤其是像《矛盾论》这样的理论文章，从来都是自己亲自动手，怎么会口授修改意见让别人记录呢？看看毛主席从石家庄写给陈伯达和田家英的两封信吧。一封信中说：“伯达、家英同志：《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义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另一封信中说：“家英同志：《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这两封信说明，毛主席不但亲自修改，还亲自校对清样，哪来什么口述修改之事。这两封信的时间分别是1951年3月8日和3月15日。这时戚本禹早已经调去处理群众来信了，再也没有接触过编《毛选》的任何工作，他却偏要装得好像他在场并且一清二楚似的。他在这里乘机把田家英贬了一通，说田对毛主席的话“记都记不下来，听也听不懂”。田家英在延安马列学院学过哲学，当毛主席秘书也三年了，能是戚本禹所贬损、挖苦的那样吗？

    讲到《论持久战》，戚本禹说得更离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