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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跟我交谈过的其他人而言，比如这位迪内希·布格拉医生，新当选的世界精神病协会主席，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精神病研究所心理健康和多样性方面的教授，认为美国精神病协会的方法代表着一种过度诊断的趋势。“我们不能把正常的人类反应和情感当成疾病来对待，” 布格拉说。“我理解也考虑了宗教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但从精神病学角度来看，没有临床指标说能用抗抑郁药治疗手淫。”

美国精神病协会确实给所谓的转化疗法或“治疗”同性吸引法划清了界限，这会涉及使用那些会引发反胃的药物和电击。2009年，该机构采用了“关于积极合理应对和改变性取向困扰的决议”，并谴责这种污名化行为，表明试图改变个人的性取向是不可能奏效的。五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已宣布转化治疗未成年人属非法行为；二月，纽约州长安德鲁·库莫宣布了条例，以限制将此法用于未成年人。

但是，医生一方面会区分同性恋转化治疗，另一方面也会区分由于错误的宗教模式给病人带来的焦虑和抑郁的治疗。

“对因为性取向产生抑郁或寻求减轻抑郁和焦虑的人来说，精神病医生给他们治疗以减轻上述症状，这再适当不过了，” 阿普尔鲍姆医生在邮件中解释道。“但如果毫无证据表明病人有这类症状，而医生却建议其使用改变性取向的药物，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以此类推，精神病学家虽然可能无法改变刻薄上司或难相处的配偶的行为，但是能帮着减轻这种处境造成的症状，那最好是让病人能自己处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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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拜访了阿尔弗雷多·努德曼医生，他和普莱斯一样，以治疗哈西德派和正统犹太人为职业。他的办公室位于曼哈顿的麦迪逊大道。我们见面时，他穿着一件灰色西装，蓝色衬衫领口敞开着，谢顶的脑袋上戴着黑色的丝绒圆顶小帽。他看起来高大瘦削，却自信满满。努德曼来自智利，他说，自己在一个“很犹太式”但不是特别宗教化的家庭里长大，并在大学里成为正统派的一员。信奉哈西德的父母发现，儿子竟然在威尔康乃尔医学院担任了住院精神病患者服务的领头人。他解释道，这所医学院是哈西德派圈子里的终极医院。“最后我就当了医生，”他说。

努德曼说，现在，他80%的病患都是哈西德人。（女性卫生间门上有一块标志，用英语、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写着警示语 “仅供女性用的洗手间”。）努德曼的病人没钱看病，他们的费用都由社区慈善团体负责。“很多拉比都非常了解我，也很信任我，” 努德曼说。他不仅会说他们的语言，还很了解其文化。“我不仅会采取医疗方面的必要手段，” 他解释道。“我还会考虑他们的特殊需求。”

提到有人禁止转化治疗，努德曼对此持怀疑态度。“我认为这有点疯狂，州政府也好，美国精神病协会也好，或任何人，他们凭什么决定别人的生活方式？” 他能体谅试图防止虐待的举措，“但若说帮助有这种需求的人就是犯法？”他摇了摇头。“是否将同性恋列入精神疾病的范围，应该由大家投票决定，而不是科学。”

“同性恋是一种疾病吗？” 他继续说。“我不知道。这不是由我来决定，也不是我的专长。但是，如果有人跑到我这里，告诉我他有哈西德派的背景，结了婚还有了三个孩子，同时还很容易被同性吸引，所以日子过得很痛苦，他们只想幸福地和妻子结婚、做爱，做个好父亲，在社区里受人敬重，而同性性欲却让这一切成为幻影，那我就一定会帮助他们。” 如果有精神病症状，努德曼会治疗；如果有焦虑、抑郁、失眠等，他也会治疗。但这不等同于转化疗法，他说。努德曼承认，确实没有药物可以把同性恋变成异性恋。

同时，努德曼还告诉我，他面临的压力来自哈西德派领导人要求他做不乐意的事。我问如果他答应阿斯坎尼姆的请求是否可以给他带来商业利益，他说，“当然啦！” 但是他又补充道，“我可能刚刚就失去了另一名阿斯坎顾客，因为我吼了他。” 他说，他不会让业务因素影响自己的治疗。“有的精神病医生别人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努德曼说，可自己并不是那样的人。“不管从道德、伦理，还是从医学、法律角度来讲，我只对病人负责。”

努德曼坚持认为，阿斯坎们的动机是高尚的——他们相信，之所以有些人想偏离社区的宗教道德观，是因为这些人身体有病。但是在他看来，人们不会因为精神原因而离开极端正统社区，“都是因为个人问题，” 他补充道，“我相信那些远离哈西德派世界的人，他们的家庭也是充满爱和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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