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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约瑟夫谈起普赖斯医生时，他问，“哪个病人会把最隐私的事情告诉医生，还是在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恋爱的事哪有药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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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了普莱斯医生的另一个病人，我叫他莫伊舍。他告诉我，对宗教的怀疑让他痛苦不堪，他认为这导致他变得狂躁。“我见谁吼谁，”他回忆道。“谁都没法跟我交流，不管什么话题。我真是彻底疯了。”他想过脱离哈西德派人的世界，直到遇见一名以处理精神疾病闻名的阿斯坎。他带了莫伊舍去见普赖斯医生，莫伊舍说，普莱斯采用拉莫三嗪这种双极药疗法，并用赖氨酸安非他命治疗他的注意力分散多动症。莫伊舍相信，是普赖斯医生把自己从可怕的命运中拯救了出来。“在我看来，这次治疗很有效，” 莫伊舍说。“如果有人因为工作太糟糕而患上抑郁症，医生不会叫他们辞职，而是会给出治疗方法。”

范德堡大学的精神病学家梅茨尔告诉我，如何从道德角度评估这种不按照药物说明进行用药的医疗方法，还取决于病人与“越轨”行为之间的关系。他解释道，有自我协调型行为，这类行为在病人的价值观体系中是可以被接受的；还有自我协调无力型行为，病人会为此感到羞耻。莫伊舍的情况属于后者，病人会因无法停止该行为而遭受精神痛苦。“在自我协调无力型案例中，明显可以看到人们沮丧不已，觉得自己一文不值，” 梅茨尔说。“若是要编写教科书，一定会归类到这个指导目录——在符合伦理的情况下，精神病医生会治疗的病例有哪些。” 谈到治疗中建立底线一事，梅茨尔说这无非是考虑背景的问题。“这是一个有人大脑化学失衡需要采用精神药物治疗的问题呢？还是一个与宗教挂钩的问题呢？对精神病学家们来说，这挺棘手的，因为他们治疗的虽然是一个人，但是疾病的问题却在于背景，所以他们不想让自己卷进去了。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真的需要很广泛地探究一下这个背景问题。”

根据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药师可以不根据药品标签上的症状开药方，但医生有责任确保正当科学地用药并做好记录。“若目前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示的某类治疗无效，“无标签”的药也许能帮到病人，” 美国精神病协会前主席蕾妮·宾德博士这样告诉我。

“医师很多时候都没有按药品标签来，” 保罗.S.阿普尔鲍姆说。阿普尔鲍姆是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院、医学院和法学院的教授，也曾是美国精神病协会的主席之一。他说，事实上，大多医师无法明辨自己常开的药是标签内还是标签外用药。他解释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区分标签内外治疗，而是医疗干预能达到什么极限？医生应该局限于纠正已有的病理学吗？如果病人生活中的难题不被列入疾病行列，他们可以伸援手为病人解决问题吗？他们能给个人带来改善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界限十分模糊，”阿普尔鲍姆说。“我们在这个尚且未知的领域中，试图找出界限在何处。”

我问阿普尔鲍姆医生，如何治疗那些想用SSRI类药物戒掉手淫的年轻男人。“这个决定吧，照事实来看，无法判断对错，” 他说。“你得考虑很多因素，尤其是已有的背景，以及是谁坐在你面前。原则上讲，如果年轻人因为过度手淫——或他觉得过度——而抑郁的话，恰好社区又是反对这种行为的，很难区分是使用了行为认知的治疗方法，还是药物治疗。问题更在于：这种干预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