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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是第一个实行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齐国，在桓公当政的四十多年里，管仲固然是一个为桓公工作的打工仔身份，但却是当之无愧的掌权元首，一切内政外政无不出自他的手中。再加上桓公对他不仅全权委托，而且礼敬有加，他们是分为君臣，但也情同父子——从合作之初，桓公就专任夷吾，尊其号曰“仲父”，恩礼在高、国之上；并规定：“国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有所施行，一凭仲父裁决。”

这样的知遇之恩，这样的信任之情，管仲有理由自居局外，坐视桓公连出昏招而独善其身吗？

第二，管仲事实上也并没有“独善其身”。在生活作风上，桓公耍阔，管仲也跟着享乐，“三归”、“树塞门”、“反坫”等就是明证；在人事问题上，桓公离不开三竖，管仲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只要限制着他们不犯原则性错误也就行了；在立嗣问题上，桓公说立谁就立谁，担心出乱子就找外人帮忙；在人才培养上，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只要把钟撞好，以后的事就让后人操心吧……

对于这一系列不负责任的行为，后世曾有过一个勉强的辩解——分谤，意思是光让领导做坏事担坏名太不够意思，应该本着有难同当的义气一起做坏事担坏名，这样领导就不至于势单力孤而难以把坏事进行到底了。

发明这个词的人绝对是个厚黑大师，把同流合污、为虎作伥这些拿不出手的事情居然说得如此冠冕堂皇，表现出了令人感动的拳拳爱君之心。但可惜这些掩饰之词就如同国家公布的GDP之类一样，很难骗得了人，大家总能一眼洞悉其本质，并为其起了一个更为深刻的称谓——逢君之恶。

顾名思义，这个词很容易理解：明知道领导的作法不对，但为了邀宠，反而要逢迎这种恶行。这类人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很常见，和珅同志就是其中家喻户晓的明星级人物。

把管仲与和珅联系在一起确实过分了——虽然和珅的名气未必在管仲之下。他们的差异是很明显的：管仲的才能和功绩都是真材实料，而且在执政方面公正严明。但有一点他们似乎是相同的：依靠逢迎君主来邀宠固宠。

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一般来说，依靠逢迎往上爬的人大都除了厚黑别无长物，只好充分利用这唯一的有效资源，而管仲可绝不属于这种情况。

不错，管仲之所以得到信赖而被委以重任，是因为他的才能；之所以恩宠无比、名利双收，是因为他的成就。换句话说，管仲是靠干实事起家的，而不是靠耍嘴皮、脸皮往上混的。

所以，他在功成名就的情况下，仍然逢迎，准确地说是默许桓公的不良作风，并不单纯是为了讨好上峰，而是为了维系一个约定，一个他们在最初见面时达成的心照不宣的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