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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伟人大都会给后人留下一个接班难题，让人困扰万分，并为之扼腕叹息。原因很简单，虽然说千里马常有，但像管仲、乐毅、诸葛亮这样的大才也绝对称得上是不世出的人精了。因此，想要接着伟人的班作一个继往开来地领路人，绝不像唱起来那么简单。从这个角度说，管仲身后没有留下合适的接班人选似乎也不足厚非。

虽然如此，尽可能地培养理想的接班人，或者建立一个稳妥的班子，也是首脑人物离职前所必须要尽到的责任。典型的例子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萧规曹随”——虽然萧何没有发现才能可与其匹敌的人选，但他知道曹参能够把他已然建立完善的政策忠实地执行下去，对于一个堪称完美的局面来说，这就足够了。

另外，交接权力也具有转移矛盾以求解决的作用——把前任不愿做或做不了的任务转移给后任来做，以免因自己的局限性而造成的隐患逐渐积累成尾大不掉的痼疾。例如，与管仲基本同时期的楚国名相子文，自认为治国之才有余，而开拓魄力不足，于是让位给名将成得臣，虽然后来成得臣有城濮之战的失利，但也确实为楚国的武力争霸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再比如唐睿宗李旦，在其当政期间，他唯一幸存的同胞妹妹、并且参与了平定韦皇后之乱的太平公主，依仗着皇兄看重骨肉亲情，一再挑拨离间，向太子李隆基拍黑砖。还好头脑清醒的李旦自知没有魄力对妹妹下手，于是提前让位，最终由李隆基收拾了这个野心勃勃的姑姑，兑现了“除了太平方太平”的谶语。

还有乾隆与和珅的例子更是家喻户晓——乾隆帝明知和珅很不像话，但念及他几十年如一日的逢迎拍马，正所谓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于是一改大兴文字狱的杀气腾腾，显示出了海一般的宽容，把和珅一下子留到了嘉庆朝。按照“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乾隆这也算是为儿子留了一笔丰厚的“动产”。

管仲的情况与上述例子都有些类似：一方面，他用心经营数十年的兴旺事业需要合适的接班人来继承，即使很难发扬光大，但至少也应该能够守成；另一方面，他对三竖的危害早就洞若观火，出于对国家负责、对桓公负责，哪怕是对自己的心血负责的考虑，他都应该选一个更有魄力的接班人去完成自己没有决心做到的“清洗运动”。

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

在著名的“管夷吾病榻论相”中，我们不得不欣赏他对三竖一针见血的揭露，不得不钦佩他预言隰朋短寿的先知，不得不扼腕于他“惜乎哉，宁戚也”的哀叹。算无遗策的管老先生似乎给人们留下了这样一个结论——后继无人，没人可用！

这样的结论把大家重新带到了“人才难得”的老生常谈中。

人才的作用不需多说，得人者得天下绝非大言欺人，古今中外的史实早就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现实中，几乎人人都能感觉到，相比于人才，更难得、更稀缺的应该是伯乐。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这是孔子对人才普遍性的认定。“鲍叔贤于管仲”，这是孔子对管仲个案的评价。

《孔子家语》所载：有一次弟子问起当代人物，想请老师品评一下，孔老师很干脆地点出：“齐国的鲍叔牙，郑国的子皮！”弟子迷惑了，按照正常的功绩考核标准，鲍叔牙与子皮又怎么能和辅佐齐国称霸的管仲、辅弼郑国中兴的子产相提并论呢？他把这个疑问提了出来，得到的答案是：“鲍叔牙推荐了管仲，子皮培养了子产，但没听说管仲、子产又推荐、培养了哪些人。”——弟子明白了：伯乐的重要性更胜于千里马。老外对这一点理解得更透彻：选拔人才的机制比人才本身更重要。

那个时候的人才机制很不完善，主要是靠继承和推荐两种途径，相比较而言，后者的出才率更高得多。

由于管仲没有推荐什么大才，所以在死后留下了后继无人的困境，但在他上任之初，情况却远远不是这样。

《史记》中记载：“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

鲍叔就是鲍叔牙，他在与管仲贫贱之交时就对其赞赏不已、关照有加；而后在成为齐桓公的师傅之时，他又劳心费力帮助桓公登上国君宝座；更可贵的是，他在实至名归地成为桓公开国第一元勋的情况下，大公无私地将唾手可得的丞相之位让与能力更强的管仲，自己甘居副手。所以，鲍叔牙的伯乐风格一直被世人所倾慕和传唱，就连管仲本人也涕泪纵横地感慨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

除了鲍叔牙之外，其他的隰朋、高傒等又是何等样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