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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傒字敬仲，齐桓公在即位之前，其父齐襄公因为残暴、淫乱而激起了兵变，被乱军所杀，拥立了公孙无知，朝政大乱。这时身为“国之世臣，素有才望，为人信服”的高傒，在众望所归的情况下，主持平定了乱党，铲除了公孙无知，于是桓公才得以即位。

而隰朋等人，《列国志》记载得更为清楚——管仲在受任丞相之际，曾向桓公品评齐国“五杰”：“升降揖逊，进退闲习，辩辞之刚柔，臣不如隰朋，请立为大司行；垦草菜，辟土地，聚粟众多，尽地之利，臣不如宁越，请立为大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成父，请立为大司马；决狱执中，不杀无辜，不诬无罪，臣不如宾须无，请立为大司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为大谏之官。”

这“五杰”之长囊括了外交礼仪、农业经济、军事战争、司法诉讼和诤言进谏等重要政事，堪称国之支柱。

除了高傒的高家之外，齐国还有一门与之相当的“世臣”国氏，国、高两家是齐国建国以来的世代重臣、国之肱骨，数百年来多次力挽狂澜，挽救齐国宗室于危难之中，所以一向居于齐国的政治核心之中，素称“二子”。

国、高“二子”以及“五杰”，再加上鲍叔牙以及后来被桓公破格提拔的宁戚（一个德才兼备的大才，被任命为管仲的副手），这些人构成了管仲相齐初期的智囊团，正是因为这九人的辅助，管仲才得以如鱼得水地施展才华，辅佐桓公开创了千古盛世。

可惜“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以管仲为首的齐国人才网先后凋零——高傒寿终归西，隰朋、宁戚中年不寿，宾须无、东郭牙等也逐渐老去，于是在齐桓神话后期，当管仲油尽灯枯之际，强极一时的齐国竟然终于到了后继无人的惨境。当管仲在“惜乎哉，宁戚也”的唏嘘感叹之中撒手而逝之后，留下了无人照管的一个盛世空壳，终于导致了奸人的乘虚而入。

一个盛世随着人才的凋零而走向没落，这个场景很常见，几乎历代政权末期都是如此，简直成为一个规律性的法则。绝大多数的原因都是一个：氏族政治的形成和巩固，导致了特权阶层门户森严，“外人”几乎无缝可入。

这一点确实很难避免，想当初，老大十几个人、七八杆抢，要不是靠着兄弟们提着脑袋玩命打码头，哪可能有后来的光辉岁月。所以，按照最朴实的“谁付出谁受益”的原则，这些功勋之臣获得相应的地位权利也是理所应当的。

但随着元勋们的权势世代相传，原本就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络就变得更加密切交织，他们不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地相互扶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了君主的权力基础。当这一局面出现时，决定国家大政的往往就不再是君主本人，而变成了贵族集团。用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论来解释，就是君主政体变成了贵族政体。

随着贵族政体或曰氏族政治的发展壮大，他们逐渐垄断各种权力和利益渠道，上至中央内阁，下至机关大院扫地看门的，层层与利益相关的岗位无不被大小特权人物所占据。在这种形势下，“新陈代谢”、“有能者居上位”等人事机制只能成为空虚的口号而已。

于是，一方面是当权阶层的人才补充不断匮乏，另一方面是不堪困窘的士子四处碰壁，唯恐天下不乱。就这样，只要等到最后一根稻草压下来，早就不堪重负的政权骆驼就会轰然倒下。

然而，桓公时代的齐国并非这种情况。一方面当时的氏族政治并没有达到根深蒂固的程度，另一方面各国之间的竞争也拉动了对人才的需求。所以，齐国后继无人的原因不是政治现实的无奈，只能是执政者的失职。

孔子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诚然也。我们经常惊叹，刘邦的沛县班子、朱元璋的凤阳班子、洪秀全的金田班子、毛泽东的井冈山班子……，小小一个县，居然就提供了足以打天下并安天下几十年的文武俊才，其质量和数量令人咂舌。其实，稍作总结就能发现，并不是天意安排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降生那么多人才以供某个“圣天子扫荡云尔”，而是人才所在多有，只不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没人去理会和发掘罢了。

不可否认的是，选拔治国贤才本质上绝对是属于君主的领导责任，而桓公在这一点上做得也算到位——他先是重用鲍叔牙，然后在其建议下全权委托治国权给管仲，在管仲弥留之际也没忘咨询接班人的大事。不幸的是，在鲍叔牙时代，他出色完成了本职工作，教育并帮助桓公登基，并推荐了能力更强的管仲；在管仲时代，这个实力超强的猛人轻松包揽了一切大政事务，毫不费力地超额完成任务；可在管仲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