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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有两类学者，一类是纯粹学术出身的学者，但通常比较缺乏实务经验。另一类是非常有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员，包括政治家、高级公务员、资深国际组织雇员等。两者都有各自的特点。

哈佛很好地在理论家与实务者之间搭建了桥梁，让学者不断提出新的大胆的观点理论，而实务者基于实务经验给予讨论、反馈。这样才是对现实世界更有益的。

另外许多宝贵的东西不是同老师或课本学的，主要是来自于各种同学。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背景，都是非常聪明、好学的人。与他们在一起上课、讨论学习，是极为幸运的。通过他们，我扩大了视野，了解了不同国家、社会的历史、现状、可能的未来，也了解了不同人的思维方式与观念。

“我的定位是社会问题的观察者和评论者”

凤凰网：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么？

任意：特立独行有一定的叛逆色彩。

当一个人被他者视为特立独行，或选择给自己贴上这样的标签的时候，就多少代表某种叛逆性。到了一定的年纪，也就不希望自己叛逆——尤其是为了叛逆而叛逆。

关于这个问题，我注重特立独行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上保持一种独立的态度，不会盲目跟从大流，始终留有自己的空间；但绝对不会介意所谓的“结果上的特立独行”——也就是你在考虑了诸多因素之后，做出的行为和选择可能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一样。这没有任何问题的。

凤凰网：你现在幸福么？

任意：幸福应该是人在物质、生理、心理、精神、家庭、事业及发展远景等各个生活方面的满意程度。

它主要是一个主观的指标。我自认为是很幸福的（首先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家人）。

应该特别的提几点。一是自认为是一个在精神和哲学层面非常富足的人。不需要任何的宗教与心灵鸡汤。只需要理性、自我分析能力及充实的精神后盾。

二是知道自己应当追求什么，从不会感到空虚，并且相信人生不会遇到这样的境地。

三是知道幸福是一种奢侈。它有你所能决定和影响的部分，也有完全超出你掌控的部分。第二天就可能消失。所以珍惜现在吧。

四是我知道有许多不幸福的人——出于之前所说的种种原因。我也希望能够通过与他们的沟通交流——至少在精神层面，使他们更加坚定与愉快起来。

凤凰网：你的偶像是谁？偶像给你带来的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任意：没有偶像。

最早在小学的时候，还把歌星当偶像。最浅层次的那种。在人成长之际，还可能遇到别的偶像，譬如工作上的、精神上的，活着和死去的。

但我长大之后，总是会带着批判和怀疑的态度去了解那些被打造成偶像的人；发现许多特质和个性都是被夸大甚至不实的，许多背景信息不为公众所知。

在当下信息化、数字化、媒体与信息全面离散化的时代，再打造一个偶像也是越来越困难的事情。我自己认为这是个好事。一个成熟、理性的社会不需要打造偶像。

当然，我们也要避免崇拜偶像的另一种极端，那就是“犬儒主义”——不相信任何的“正面人物”。我们要做的，就是还原真实的人，有选择的向他或她学习，而绝不应有任何不理性和盲目的行为。

凤凰网：你想成为别人的偶像么？

任意：如前所述，本来就是不喜欢崇拜偶像这种行为的，当然更不希望自己以任何形式成为某的人的偶像。

但希望自己如果有任何正面的地方——包括言说与行为——能够对别人有些有益的影响。

凤凰网：你觉得自己是公知么？你怎样看“公知”一词？

任意：公共知识分子，在我看来应是受过严格学院训练并积极担当、参与公共问题评论的人。他们应是在学术、研究机构工作的独立学者、学人。

虽然并非绝对，但知识素养与训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公共”作为一种特性和功能，只是对“知识分子”这一身分的修饰。现在国内很多所谓“公知”在西方就是一般的评论员和观察者，姑且不要说公共性与道德担当问题，他们与知识分子的差距就已经太远，所以根本不能算作“公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