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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杂志》连遭陈、罗的炮轰后，声望暴跌。商务印书馆不得不考虑撤换主编，由陶惺存(又名陶保霖)接替杜亚泉。(91) 1919年7月，尚未正式接任主编的陶惺存以“景藏”为笔名，发表《今后杂志界之职务》一文，算是回应罗家伦。(92) 1920年7月陶惺存逝世，《东方杂志》主编一职由钱智修接任。

与时代潮流渐相脱节的《东方杂志》，在都市文化界独占鳌头的地位显然受到冲击，至少在青年读书界不得不暂时让位于《新青年》。(93) 张国焘回忆说，他在1916年秋入北大后，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以不甘落伍、力求上进的新时代青年自命，除了功课而外，还经常读《东方杂志》、《大中华》等刊物，希望从此探究出一些救国治学的新门径。后来看到了《新青年》，觉得它更合乎自己的口味，更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转而热烈拥护。(94) 五四前后，像张国焘这样的“新时代青年”大都经历了一个从爱读《东方杂志》到爱读《新青年》的过程。郑超麟也回忆说，他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羡慕那些在《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新思潮”杂志上写文章的人，而对《东方杂志》则已没有敬意。(95)

在恽代英、张国焘、郑超麟这一代五四新青年的阅读史上，《新青年》与《东方杂志》有过一段此起彼伏的“权势转移”过程。

四、新文化形成“运动”

《新青年》由一个“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新文化”、“新思潮”的一块“金字招牌”，经历了一个相当有趣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新文化”由涓涓细流逐渐汇成洪波巨浪。1918年12月和1919年1月，《每周评论》和《新潮》的相继创刊，结束了《新青年》孤军奋战的局面。三刊同声协唱，同气相求，很快产生了群体效应。

与《新青年》相比，《每周评论》直接以“谈政治”为宗旨，言论更趋激烈，煽动性也更大。相对每月一期的《新青年》，以小型报纸形式出现的《每周评论》更显灵活也更具时效。

《新潮》的创刊，意味着学生辈正式以群体的形式加入到“运动”中来。在此之前，虽有青年学生给《新青年》投稿，但均是个体行为。《新潮》因系北大学生所创办，更能迎合青年学生的脾胃。时在浙江第一师范就读的施存统致函《新潮》编辑部说：“自从你们的杂志出版以来，唤起多少同学的觉悟，这真是你们莫大之功了！就是‘文学革命’一块招牌，也是有了贵志才竖得稳固的(因为《新青年》虽早已在那里鼓吹，注意的人还不多)。”(96) 施存统的这一说法颇值得注意。因《新青年》自1917年开始倡导“文学革命”，先后发表讨论文章数十篇。在《新青年》所有话题中，以“文学革命”的讨论最为热烈。但在施存统看来，在1919年以前，注意新文学的人还不多。直到《新潮》加盟鼓吹，“文学革命”的招牌才竖得稳固了。

1922年，胡适应《申报》创办50年纪念之约，撰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文中写道：虽然自1916年以来就有意主张白话文学，但白话文真以“一日千里”之势传播，是在1919年以后。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与1919年的学生运动大有关系。因为五四运动发生后，各地的学生团体忽然办了约400种白话报刊。(97)

胡适的观察，实际上也是对整个新文化运动进程的描述。换言之，新文化真正形成为全国性的“运动”，与五四运动大有关系。施存统仅注意到《新潮》的加盟鼓吹，而胡适更重视各地数百种报刊的响应。数百种报刊的群体响应，意味着“新文化”由少数精英的鼓吹，发展为士庶大众的参与。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新文化”才真正成为一场空前规模的“运动”。

就《新青年》本身的传播而言，五四运动也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湖南要算是《新青年》较早进入的地区之一。但直至五四前夕，《新青年》在湖南仍“销行极少”。“自五四运动霹雳一声，惊破全国大梦，于是湘人亦群起研究新文化。”(98)《新青年》的销量才大增。1919年8月长沙文化书社成立。半年之内，该社销售《新青年》达2000本。(99)

据吴虞称，1916年底《新青年》初到成都时只卖了5份(100)；3个月后，销数超过30份。(101) 但此后销数未见大的起色。直至五四运动爆发后，《新青年》在成都的销售才顿然改观。1919年底，吴虞在成都销售新书刊最有名的华阳书报流通处，翻阅其售报簿，内中有两处记录令他讶异：一是守经堂亦买《新青年》看；二是成都县中学一次购买《新青年》等杂志22元。(102) 吴虞感叹说：“潮流所趋，可以见矣。”(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