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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9月，《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改名的原因，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指责《青年杂志》与他们的刊物在名称上有雷同、混淆之嫌，要求改名。(18) 作为办刊者，陈独秀显然不便直白地将改名的真实原因告诉读者。他向读者解释说：“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19) 后来史家据此推断说：“添加一个‘新’字，以与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的内容名实相符。”(20) 这一推断正中陈独秀的圈套。为了扩大杂志影响，陈独秀刻意声称：自第2卷起，将得一批“当代名流”相助撰稿。(21) 检视名单，尚在美国留学的青年胡适也赫然在列，显有虚张声势之嫌。一年之后，陈独秀故伎重演，将第1、2卷作者汇列于《新青年》第3卷第1号上，并夸大其词地署上“海内大名家”数十人执笔。吴虞见自己也列名其中，不无惊诧。他感叹说：“不意成都一布衣亦预海内大名家之列，惭愧之至。”(22)

因陈独秀协助章士钊编过《甲寅》，早期《新青年》的作者与《甲寅》有渊源，刊物形式亦继承了《甲寅》的风格。如其借以招徕读者的“通信”即是《甲寅》的特色栏目。(23)《新青年》在形式上借鉴《甲寅》本不足怪。但陈独秀有意将《新青年》打造为《甲寅》的姊妹刊物，在“通信”栏中通过真假难辨的读者来信，反复宣传《新青年》与《甲寅》之间的传承关系(24)，就不无“假借”之嫌。

既无鲜明宗旨，又少有真正“大名家”执笔，早期《新青年》没有多大影响亦在情理之中。每期印数仅1000本。(25) 承印的上海群益书社每期付编辑费和稿费200元。以当时商务印书馆的例规，在不支付编辑费的情况下，至少需销数2000本以上，出版商才有可能赚钱。(26) 群益之出《新青年》，显然勉为其难。

鲁迅首次接触《新青年》并与陈独秀联系，大约在1916年底或1917年初。其时鲁迅在北京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可能是陈独秀赠送了10本《新青年》给他。他看完后，将10本《新青年》寄给了远在绍兴的弟弟周作人。(27) 鲁迅的这一举动，应可解读为对《新青年》甚为看重。然而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却称：那时的《新青年》“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28)。周作人晚年也回忆说，印象中的早期《新青年》，“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我初来北京，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册见示，并且述许季茀(引注：即许寿裳)的话道：‘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大概许君是用了民报社时代的眼光去看它，所以这么说的吧。但是我看了却觉得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29)

周作人到北京的时间，是1917年4月。3个月前，陈独秀刚到北京就任北大文科学长。此前《新青年》已经出版了两卷。在后来史家眼中，前两卷《新青年》中，颇不乏思想革命的“经典”之作，如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吾人最后之觉悟》、《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高一涵的《民约与邦本》，易白沙的《孔子平议》，李大钊的《青春》，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文章，多为后来学界引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更被称作新文学运动之“元典”。然而这些在后来史家看来颇具见地的文章，在当时周氏兄弟眼中，既不怎么“谬”，也不怎么“对”。整个杂志就是一个既无人喝采，也无人反对的“普通刊物”。对此，张国焘晚年的回忆亦可参证。张说：《新青年》创办后的一两年间，北大同学知道者非常少。(30) 既往有关《新青年》早期就已“声名远扬”以及有“壮观的作者队伍”之类言说(31)，多半是后来史家的“后见之盲”。

《新青年》随陈独秀北迁后，编辑和作者队伍逐渐扩大。第3卷的作者群中，新增了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等资深学者。但也有恽代英、毛泽东、常乃德、黄凌霜等在校青年学生投稿。恽是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的学生，毛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两人就读的学校，以当时恽代英的说法是“内地一声闻未著之学校”(32)。恽投给《新青年》的文章是《物质实在论》和《论信仰》，毛投给《新青年》的文章是《体育之研究》。两人的文章平实无华，在当时不可能产生多大的阅读冲击力。此类在校学生的课业式文章也能在《新青年》发表，大体可佐证周作人的“普通刊物”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