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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戈公振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中国报学史》。戈氏著书的时间，正好是《新青年》终刊之际。该书对《新青年》的介绍十分简约：“初提倡文学革命，后则转入共产”(144)。五四以后，《新青年》转向提倡社会主义，1920年9月改组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1923—1926年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戈公振看到了《新青年》发展的全过程。在今天看来，戈氏的归纳显然不太全面，但其简约概括，很可能代表了北伐前后人们对《新青年》较为深刻的记忆。

又过了10年，郭湛波出版《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内称“由《新青年》可以看他(引注：指陈独秀)个人思想的变迁，同时可以看到当时思想界的变迁”(145)，正式坐实了《新青年》同人的自我期待和自我定位。从此以后，从思想史的角度评述《新青年》，日益成为学界的主流话语，而最为时人关注、也最具实绩的文学革命，则渐渐淡出史家的视野。迟迟未能实现的目标常常为人们所眷念，迅速达成的目标也迅速被人们所淡忘。

同一个《新青年》，办刊人的出发点，反对方的攻击点，与局外人的观察点既不尽一致，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言说的“运动”亦有相当的出入，更不用提后来各方政治力量有关五四的种种叙事。微拉.施瓦支在《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每当救国的压力增强时，他们更多地回忆政治方面的内容；每当社会气氛有利于实现知识分子解放的目标时，他们就回忆适应启蒙的需要开展的文化论战。”(146) 时至今日，仍有研究者倡导“根据现代化建设形势发展的需要，选择那些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和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147)。当事人的“选择性回忆”既属难免，史家再刻意“选择性研究”，有关“五四”的叙事势必与其历史原态愈趋愈远。本文综合考察《新青年》同人、对手及局外各方的不同认知，尽可能“重返”五四前后的历史现场，从新文化运动“过程”的描述中着力“还原”其本相。尝试虽然粗浅，做法或不无意义。

本文原为提交“一九一○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2006年8月，北京)论文。

注释：

①陈平原即注意到，中外学界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历史的叙述，差异最小的是关于《新青年》部分。他举美国学者周策纵与中国学者彭明的研究为例，说明即使是政治立场迥异的学者，对《新青年》历史功绩的描述也颇为接近。见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

②参见杨士泰《近二十年国内“新文化运动”研究综述》，《廊坊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董秋英、郭汉民《1949年以来的〈新青年〉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

③《社告》，《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第1页。

④有人将《敬告青年》视作《青年杂志》的正式发刊词。参见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

⑤《王庸工致记者》，《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第2页。

⑥陈独秀：《新青年》，《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

⑦有论者称，《青年杂志》采取锋芒内敛和平易近人的低姿态，是为了尽可能地吸引读者和作者。参见张耀杰《〈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5期。这一说法从常理上很难成立。

⑧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争论集.导言》(1935年)，收入《郑振铎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13页。

⑨参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2页。

⑩《社告》，《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第1页。

(11)《朱经农致胡适》(1924年11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80页。

(12)引自《陈独秀年谱》，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