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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8月，《新青年》出完第3卷后，因发行不广，销路不畅，群益书社感到实在难以为继，一度中止出版。后经陈独秀极力交涉，书社到年底才勉强应允续刊。(33) 陈万雄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中写道：《新青年》自第二卷起接连发表反孔文章，胡适、陈独秀又进而提出了文学革命的要求，“新文化运动因为有这两个具体内容而引起了舆论的重视，也带来了强烈的反响”(34)。这一结论显然与实际不符。

二、《新青年》的“复活”

1918年1月，《新青年》在中断4个月之后重新出版。与前3卷不同的是，第4卷起改为同人刊物。《新青年》4卷3号登载编辑部启事称：

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

《新青年》如此自信地对外宣示，一个关键的因素是陈独秀出掌北大文科学长。杂志主编被教育部任命为全国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35)，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广告”。那时的北大文科学长有多大分量，可引胡适的话为佐证。胡适后来分析文学革命成功的因素时指出：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其文学革命主张乃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36) 当时北大在全国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

当然，并非陈独秀一出掌北大文科，杂志即随之改观。更为实际的是，陈独秀入北大后，一批北大教授加盟《新青年》，使杂志真正以全国最高学府为依托。除第3卷有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加入外，第4卷又有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陈大齐、王星拱等人加入。与此同时，杂志的编务，也不再由陈独秀独力承担。第4卷开始采取集议制度，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共同商定下期稿件。大约自第5卷起，编辑部开始采取轮流编辑办法。第6卷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6人轮流编辑，6人均为北大教授。《新青年》遂由一个安徽人主导的地方性刊物，真正转变成为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全国性”刊物。如果说之前的“名彦”“名流”“名家”执笔，多少有些虚张声势的话，如今由“货真价实”的北大教授担任撰译，对一般青年读者之号召力，当不难想象。一位署名“爱真”的读者给陈独秀写信说：“我抱了扫毒主义已有七八年了。无如帚小力微，所以收得的效果很小。先生等都是大学教授，都是大学问家，帚大力大，扫起来自然是比人家格外利害。”(37) 正是北大教授的积极参与，使《新青年》大壮声威，以至于“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38)。《新青年》编辑部为此大加“辟谣”。此举虽有减轻校方压力的考量，但也不排除有反用“欲盖弥彰”策略之意。《学衡》派后来对《新青年》很不服气，除了理念不同外，认为《新青年》及其同人之“暴得大名”，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重”北大的教育权威和文化资源。(39)

除了作者队伍、思想主张以及社会时代环境之变动外(40)，《新青年》影响的扩大，与陈独秀等人对媒体传播技巧的娴熟运用亦大有关系。《新青年》以前，陈独秀曾独自主办过《安徽俗话报》，又与章士钊合办过《甲寅》杂志，按理积累了丰富的办报办刊经验。没想到《新青年》办了两年还无声无臭，一度面临关门的局面。这实在大大出乎陈独秀的意料。

陈独秀对舆论“炒作”早有一套自己的看家本领。办《甲寅》杂志时，他就采用过“故作危言，以耸国民”以及“正言若反”等手法。(41)《新青年》创刊伊始，即仿照《甲寅》开辟了一个“通信”栏目，发表读者来信。陈独秀开辟此栏目固然有激发公众参与讨论的考量，同时也是刻意营造“众声喧哗”的氛围，带有相当的“表演”成分。1917年7月，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在日本东京读到《新青年》3卷3号，即在日记中写道：“《新青年》之通信栏每期皆有二十余页(本期有二十八页)。其中虽多无关紧要之投书，然大可为此报能引起国人之思想兴趣之证也。”(42) 刚从美国回来的胡适难免被陈独秀“忽悠”，但在鲁迅这样目光老辣的读者面前，《新青年》“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的本相实在难以掩饰。面对这样一种冷清的局面，《新青年》编者们竟大胆而又别出心裁地上演了中国近代报刊史一曲前所未有的“双簧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