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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名词的来历，鲁迅曾有过解释。1925年11月，他在《热风.题记》中说：五四运动之后，革新运动表面上“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个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117) 依照鲁迅的说法，“新文化运动”最初实出自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之口。虽然如此，陈独秀显然坦然接受了。而胡适最初称“新思潮运动”(118)，是否有意回避“新文化运动”这一称呼则不得而知。

对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的关系，向来有不同的说法。与后来史家以《新青年》创刊为开端不同的是，在20年代初，知识界所认知的“新文化运动”多以五四为端绪。1920年6月，郑振铎在《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一文中写道：“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自发端以至于今，不过一年多，而其潮流已普遍于全国。自北京到广州，自漳州到成都，都差不多没有一个大都市没有新的出版物出现，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新文化运动者的存在。这个现象真是极可乐观的。”(119) 同年8月，陈启天在《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一文中，也申言“新文化运动已有一两年”(120)。1923年4月，陈问涛在《中国最近思想界两大潮流》一文中更明确指出：“凡稍能看报纸杂志的人，大概都知道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随着新出版物一天多一天，所鼓吹的，一言以蔽之，是新思想。”(121)

就《新青年》和“新文化”在全国各地传播的进程而言，“新文化运动”以五四为开端，大体代表了当时人较为普遍的看法。亲身参与过运动的周作人在晚年回忆时仍坚持这一看法：“‘五四’运动是民国以来学生的第一次政治运动，因了全国人民的支援，得了空前的胜利，一时兴风作浪的文化界的反动势力受了打击，相反的新势力俄然兴起，因此随后的这一个时期，人家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其实是也很确当的。”(122) 五四以前，孤军奋战的《新青年》显然尚未形成“运动”的声势。在郑振铎的语意中，新出版物的大量出现，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大重要表征。郑振铎专门就1919年中国出版界的情形作过分析，认为1919年中国出版界的成绩，亦乐观亦悲观。乐观的是定期出版物的发达，悲观的是大多数文人还不够觉悟，中国思想界没有长进。后者主要指有价值的书籍出版太少。他说他看见许多朋友，每见一种杂志出版，都去买来看，他们的案头却不见有别的科学的书籍。(123) 杂志繁荣而书籍冷寂，大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景观之一。

五、各方视野中的《新青年》

今人谈论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德先生”和“赛先生”。但值得注意的是，自1915年9月问世至1926年7月终刊，《新青年》总计发表各类文章1529篇。(124) 内中专门讨论“民主”(包括“德谟克拉西”、“德先生”、民本、民治、民权、人权、平民主义等)的文章，只有陈独秀的《实行民治的基础》、屈维它(瞿秋白)的《自民主主义至社会主义》和罗素的《民主与革命》(张崧年译)等3篇。论及“科学”的文章也不过五六篇(主要讨论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以及科学与宗教、人生观等)。(125)

后来史家认定“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两个最基本的口号，其主要依据是1919年1月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的《本志罪案答辩书》。“答辩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这段文字被后来史家反复征引。细察陈文之立论，意谓拥护德、赛两先生是《新青年》同人的基本立场，反对旧伦理、旧政治、旧艺术、旧宗教、旧文学等具体主张，均以此为原则。事实上，自晚清以来，民主(民权、立宪、共和)与科学等观念，经过国人的反复倡导(各个时期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到五四时期已成为知识界的主流话语。1923年，胡适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