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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从实际出发，有感而发。我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出来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了转播，当时我正好跟一机部的副部长、后来当了上海的市长的汪道涵同志一起出差到沈阳。早上听广播，他说，“小高广播里面有你的文章了”，他表示赞赏的口气来说的。当时因为传统的经济体制，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政府就得统管。文化大革命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企业有了自主权还了得吗，社会主义企业就应该是政府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企业要自主权就变成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了。这个故事反映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于1956年就暴露出来了。大家记得毛主席在《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两个积极性比一个积极性好，要更多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一切统一到中央，把企业卡的死死的，不是好办法。我想这个故事对我国改革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二、广东人吃鱼的故事

大家知道广东人爱吃鱼，但是搞了计划经济就很少吃鱼了，为什么吃？因为计划经济是统治经济，价格管死了，养鱼的人没有积极性了，因此鱼就少了，价格就贵了。广东吃不到鱼了，后来价格逐步放开了，养鱼的人有积极性了，竞争以后，因此鱼多起来了，鱼价也就下降了。

广东人吃鱼的例子说明，不搞商品经济是不行的。哪个地方搞了商品经济，哪个地方经济比较有活力，哪个地方老百姓口袋里钱多了。所以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时候，我主张要把商品经济写到《决定》中，但是，有的同志不赞成，主要担心是把社会主义混同与资本主义;有的同志不同意写商品经济，只同意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我认为，有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然有商品经济。但是在起草小组还是通不过。当时我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调研组的组长兼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所的所长，官不大，人家反对的官比我大，我没办法，就找了负责体改研究会的童大林同志，我说建议体改研究会和研究所开个会，讨论该不该搞商品经济。他说好，我们就在1984年9月初在西苑大旅社(现在叫西苑饭店)开研讨会。童大林、董辅礽、蒋一苇等知名学者参加了会议。我首先讲：“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这是当前经济改革要求在理论上的一个关键突破。”大家思想比较活跃，讨论的结果，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经的阶段。我们也讨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认为，这个提法也不合适。当时为什么提计划经济为主，因为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制度，市场调节为辅作为一个方法，一个制度一个方法，两个结合起来，不对称。要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要么计划与市场，对称起来。

我把大家讨论的结果反映给中央决策者，报告的主要内容：

第一，改革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

第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绝不会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

第三，发展商品经济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改革必须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

这个报告引起中央决策者们的高度重视，由于中央领导同志的智慧，和中国社科院更各方面的努力，商品经济的概念被吸收进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之中。1984 年10 月20 日，在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高度赞扬《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

最近在学习四中全会推进依法治国的若干问题时，我认为，法治、宪政也是一般规律。既然是一般规律，我们必须要重视它，必须要借鉴好，不能为了特殊去否定一般，因为一般规律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必须在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结合特殊，不能把一般与特殊对立起来。

三、关于匈、南改革考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