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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国有企业当然仍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力量，但如前所述，代表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再仅仅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创造的GDP占我国GDP总值的一半以上；民营企业贡献的税收超过国有企业占国家税收收入的一半以上，部分省份甚至超过70%；民营企业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吸纳了70％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容纳了90％的新增就业。

根据2016年11月发布的《2015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民营企业成为捐赠主力军，其捐赠额占企业年度捐赠总的的52．24％，较国有企业高出19．47个百分点。[1]因此，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发生巨大变革的情况下，我们在这样新的历史时期，考量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不能还是处于80年代、90年代初的思维定势下去考虑去下定论。新时期的改革决策者更需要站在经济全局的高度去认识和处理国企问题。

国企的改革方向必须要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市场决定，必须要符合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法治社会的要求，必须要从降低整个社会、整个经济体的运行成本、制度成本继而促进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的角度去考量国企改革的方向和措施。譬如反对行政垄断、提高提供能源交通通讯服务的国企的效率，降低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品和服务价格，整个经济体的成本就会降低，我国的产品和服务在国际上就会有更强的竞争力，我国经济的发展后劲就更足。

与此相比，如果不顾市场和法治，以行政手段去强化提高这些国企的“盈利水平”，这些国企确有可能表明上实现做大做强的目标，但显然与整个国家的发展目标背道而驰。因此，新时期的国企改革，必须认清新时代的特征和需求，作出科学的决策和判断。

第二，财税体制改革仍有待突破。当前我国的改革发展当中面临诸多挑战，其中地方债高企就对我国的金融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这也是去杠杆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目前地方债尚未构成直接现实的危险，但是我国财税体制事权和财权不匹配、归属于地方的直接税少而间接税多的这种情况使得这种危险没有明确的地方财政解决之路。

类似房地产税这样的直接税的缺失，使得房价飙涨，严重扭曲经济发展的正常路径，严重透支居民消费能力，继而造成系统性的风险。要破除这一风险，就必须对财税体制进行改革，并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财税体制突破的必要性还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财税体制改革关系着纳税人尤其是纳税企业的负担。据一些学者统计，2015年中国GDP是67.6万亿元，财政收入为26.67万亿，宏观税负为39.4%，超过发达国家10个百分点。

与国际比较，我国是宏观税负较重的国家之一。政府行政性收费多，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其次，财税体制改革又紧密连接着行政体制改革。我国政府的优越性首先应当体现在政府效能要超越西方国家。作同样的管理工作、提供同样的公共服务，成本（也就是老百姓缴纳的税费）应当是更低而不是更高。但是，现实情况并不如人意，这固然是因为我国政府还承担了大量投资的职能，但政府直接成为市场主体，其效能是让人怀疑的，也不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要求。这意味着我国行政体制还有很大改革空间。

如何在《宪法》基础上，真正通过人大来约束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有效监督政府收入和支出；同时，科学分配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这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内容。最后，财税体制改革还密切联系着民生。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民生工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得到的实惠不断提高。

但前文已述，同一些宏观税负超过30%的国家相比，在社会福利支出（教育、卫生、医疗、社保等）方面，我国还有很大差距。这都需要以财税体制改革为切入点，落实简政放权，倒逼行政体制改革，压缩行政支出，真正让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人民有改革的获得感。如此，改革就能取得八十年代那样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第三，准确把握互联网时代的政府作用。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特征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崛起。据统计，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10亿，其中移动互联网用户达到6.56亿。信息交流的便捷和覆盖面的广大对经济社会乃至经济理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冲击。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结合正在发生的智能工业革命，世界各国都力争在这一潮流中把握先机，取得优势。作为上一个变局中因为闭关锁国而导致落后挨打的国家，中国人民在这方面尤有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