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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个全新的互联网时代，中国人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行动力和创造力，在互联网应用的诸多方面，甚至取得了世界领先的优势。当然，由于科技研发体制仍有待进一步的优化，我国的互联网应用大多以服务业为主，包括金融服务业。但是，仅仅是服务业的互联网化，就已经给当下的经济社会状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其中包括阿里、京东这样的电商平台和快递公司的迅速崛起，服装、小商品市场门店的式微；互联网金融的勃发和动荡；互联网社交带来的信息流转的加速度等等。

这些互联网带来的新业态有许多方面游离于我们过去的监管体制之外，这些监管机制，有些是必要的，比如防止非法集资的金融监管措施，有些则是本来就应当被淘汰的，还有一些则是在新经济背景下不合时宜的。这种情况对政府部门的监管理念、监管能力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如果监管抱残守缺，则有可能因噎废食而使我国互联网新业态的发展被竞争对手所超越，而如果监管缺位，类似非法集资监管套利就会影响正常的经济秩序。

对互联网新业态的适度监管程度的拿捏，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政府管理部门的重要考验。另外，政府部门除了直接的监管功能之外，还担负着与监管融合的裁判功能，譬如反垄断。

一方面，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副作用是垄断变得更加易如反掌，互联网产业往往号称有第一就没有第二的生产空间，互联网的跨界搏杀能力更使得能够使垄断涵盖诸多领域；另一方面，这个互联网的大时代也是智能制造的时代，各种创新创意层出不穷，经济持续发展有赖于源源不断的创新创意，要保护人们创新创意的积极性，就必须加强专利和非专利知识产权的保护并反击垄断对创新的伤害。综合以上两点，在互联网时代，就要特别注重加强反垄断的力度，加强对知识产权和各类创新创意的保护。

注释：[1]相关数据均来源于统战部网站

（本文摘编自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刘学军、黄琦主编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干部学习读本”（10册）总序）

高尚全：我亲历的中国改革的十个故事

本文为作者于2014年12月11日在中国金融博物馆“江湖洞悉天下”论坛上的演讲

一、关于企业自主权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1956年发生的。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发表了我一篇文章叫《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当时用了一定的自主权，现在看来这个说法有点保守了。企业应该要有完全的自主权，但是在当时提出一定的自主权，也是非常不容易。当时为什么考虑要写这个文章呢？计划经济体制它的弊病不是现在才暴露出来，在1956年的时候就暴露出来了。因为计划经济是高度集中的体制，是审批经济，什么事情都要经过政府审批才能干，没有政府审批你就不能干。当时有几个案例，我记得非常深刻。

一个案例是，我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沈阳有两个相邻的工厂，一个叫沈阳变压器厂，一个叫沈阳冶炼厂，这两个都是政府行政主导，变压器厂需要大量的铜，由主管的一机部从云南等地调到沈阳。冶炼厂生产的铜由冶金部从沈阳调往全国各地。一墙之隔的两个厂由于行政主导，没有市场，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就是这种体制，企业没有自主权。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另一个案例，1956年上海天气很热，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要买鼓风机，当时还没有空调，企业因为没有权买鼓风机需要打报告申请。经过7个部门审批，最后一个部门批下来，夏天已经过去了。这是我经历过的两个故事，觉得不改革不行了。

我经常会思考一些问题，一机部开会的时候问了一机部招待所，我说你们今天住了多少人，他说住了1400多人，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因为企业没有自主权，没有任务了要找部里，没有原材料了要找部里，没有电了要找部里，什么都要找部里。企业那个时候就要“跑部钱进”，部里谁管呢？部长那么忙不可能管。我在文章里面写是“小二当家”，管事的是小二，科里没几个人要管全国，怎么管的过来呢，管不过来。这样子引起我写了一个调研报告叫《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文章提出：“中央集权过多了，企业自主权过小有什么弊病呢？第一，给国家造成很大的人力物力浪费……;第二，限制了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潜力不能充分发挥……;第三，助长了中央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事务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