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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来，沙石峪的干部和党员经受了种种的考验，没有一个干部被淘汰，没有一个党员受处分。新干部、新党员又不断地涌现出来。群众夸干部，爱党员，为啥？不是因为他们工作当中没有缺点、错误，而是因为他们从不多吃多拿、多占多分，艰苦朴素，勤勤恳恳，始终保持了庄稼人的本色。公社一成立，张贵顺就当了公社党委副书记兼社主任，尽管工作劳累，体弱多病，可他还是经常和社员一起下地干活。去年，他就做了七十个劳动日。当合作社主任的时候，他常到外地去开会，别村的干部好多都骑着自行车。他呢，背着被包，一走就是好几十里。社员们看见了，纷纷骑着自行车去追他：“贵顺，你骑我的车去吧！”他说：“不用，走路走惯了，没啥！”妇女们也跑去找他妻子：“看你们当家的那个寒酸样，好像还是当年给八路军跑情报似的。”“咱明着跟你说吧：你们当家的不是代表你，是代表咱沙石峪去开会呀！你看看别村的干部……”他妻子说：“嗨，这些话咱不是没跟他说过呀！可他总是说：咱沙石峪就是穷嘛，怕人笑话干啥？王国藩人家生产闹得那么好，至今还没骑自行车呢。”1957年，沙石峪有了二十多辆自行车，张贵顺才用自己的钱买了一辆。

一切从发展生产出发，该花的钱坚决花，不该花、可花可不花的钱坚决不花——这是沙石峪支部的又一个特色。高级社时期，有一次，张贵顺从外边回来，看见人们忙着盖房子。他问：“这是干啥？”人们说：“盖办公室。”“谁叫盖的？”“大伙开会决定的。”“立刻停工！”“这是为啥？咱村越来越富，还怕花这么几个钱？人家大狼峪都盖了哩！”“咱要跟人家比生产，不要跟人家比阔气！党再三教育咱，一切要有利于生产，一切要从生产出发。你们算过没算过：盖这要多少钱，多少工？”“咋没算过呢？三百来块钱，五百多个工，小意思！”“小意思？这许多钱，这许多工，花在生产上能办多少事！这是社员一把汗一把汗换来的钱呀！随便把它糟蹋掉，你们就不心疼？庄稼不能到处长，办公哪儿不能办？”办公室没有盖成。直到如今，大队部还设在磨豆腐、养猪的“副业坊”里。

过去，村里来了客人，大队要单独起伙。好客的主人总想用好饭好菜来招待，而且，总得有个把人陪客。每一次，饭菜总剩下不少。这一来，浪费就大了，社员也有意见。支部专门开了会，决定把客饭包到户里，由大队给补助。结果还是行不通：大队每年要浪费两千斤粮食，包饭的户也觉得是个负担。于是，支部提出：恢复八路军时代的老传统——号饭咋样？群众拍手叫好。从此，不管来了什么客，都是轮流号饭：今天这家，明天那家，要是在村里呆上三十天，你就会跟三十户人家交上朋友。外来的干部普遍接近了群众，受到了教育；社员每接待一次客人也好像上了一堂爱国主义的课；大队不再需要补助了，干部也不再需要陪客了。

“咱村的干部对社员好！”群众从心坎里说出来的这句话，听起来很普通，可是，却多么亲切，多么深刻。有一次，上级来了指示，外出修水库的人要带炕席。有的干部说：“没啥，把社员家的炕席拿走就是。”张贵顺一听，急了：“炕席拿走了，一家老小怎么办？”“夏天没炕席也行嘛。”“不行！即或夏天过得去，冬天又怎么办？”“那时修水库的人也该回来了嘛。”“炕席在外边弄坏了怎么办？”“坏了买新的嘛。”“一时买不到又怎么办？”“那我倒要问你：上级的指示怎么办？”“上级指示要带炕席，可没有说拿社员家里的炕席！”“那么，这许多炕席到哪儿去找？”“赶紧派人到城里去买。”“一时买不到又怎么办？”“再想别的法。要是实在没法想，那就应该如实地向上级反映情况，上级是不会不体谅咱的。”炕席在城里买到了，这样，既忠实地执行了上级的指示，又坚决地保护了群众的利益。张贵顺说：“一张炕席的确值不了几个钱，可是，多少年来，群众已经习惯了，一年到头离不开它。过去就是再穷，破席子也得弄一张，这样才像个人家。如果把社员的炕席拿走，岂不要为一桩‘小事’闹翻了天？党一再教育咱：要把生产闹好，必须发动群众；要想发动群众，必须时时关心群众生活，处处爱护群众利益。八路军当年为啥能打胜杖？还不是因为它来自人民，爱护人民，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