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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壮、布壮，原是壮族自称。在汉文史书中译写为“撞”、“徸”等，读音“壮”，最早见于宋代文献中。新中国成立后统一写为“僮”。1965年10月12日，根据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提议，并征得壮族人民的同意，由国务院正式批准，把僮族的“僮”改为强壮的“壮”字。“壮”字有健康的意思，也不会误读。从此以后，僮族一律改写为壮族。

    壮族除自称“布壮”以外，还有“布越”、“布雅伊”、“布衣”、“布沙”、“布土”、“布侬”、“布央”、“布曼”、“布饶”、“布傣”等自称。“布”，在状语中是“人”的意思。

    壮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有南北两个大方言，但语法结构、基本词汇大体相同。南北两大方言大致以郁江和右江为分界线，延伸到云南省文山州的广南、砚山一带。北部方言约占壮族人口的2／3，划分为8个土语区，即邕北土语、右江土语、桂边土语、柳江土语、桂北土语、红水河土语、邱北土语、连山土语；南部方言约占壮族人口的1／3，划分为5个土语区，即邕南土语、左江土语、德靖土语、砚广土语和文麻土语。

    唐宋以来，壮族民间曾流行“土俗字”，这种文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利用汉字的音、义组合而成。根据1989年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出版的《古壮字字典》（初稿）统计，共有10700多个字，其中定为正体字的有4918个。这些字都是从上百年或数百年前出版或手抄的牒诉、券约、师公唱本、山歌本、故事传说、族谱、信件和碑文中收集下来的，说明这种方块壮字在壮族地区民间曾广泛流行过。不过，由于古壮字地区差别较大，缺乏规范，因此各地壮族之间无法形成统一的壮族文字，主要依靠汉文进行交流。1955年，党和人民政府帮助壮族人民创制了一种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壮文，并培训壮文骨干，出版书报，壮文在扫盲、宣传党的政策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又完成了《壮文方案》的修订工作，使壮文进一步通用化，壮文也再次进入各级各类学校。壮文的推行，有利于壮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历史沿革

    壮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先秦秦汉时期汉族史籍所记载的居住在岭南地区的“西瓯”、“骆越”等，是壮族最直接的先民。

    先秦时期，我国长江中下游以南至东南沿海地区，广泛分布着一个被称为“百越”的族群，分布于今广东、广西一带的西瓯、骆越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当时还处于氏族部落社会的发展阶段。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派尉屠睢率领50万大军，分兵五路，进军岭南，在越城岭一带曾遇到西瓯人的强烈抵抗。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史禄率兵开通灵渠，通粮饷，运军队，秦军才战胜西瓯人，统一了岭南地区，并在岭南设立桂林、南海、象三郡，将该地区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据考古资料和史书记载，这时的西瓯、骆越人已经使用铜铁器，开始步入了文明时代。尤其是西瓯人，他们在首领译吁宋的领导下，利用所熟悉的丛林和山地进行作战，能与数十万秦军周旋数年，迫使秦军“三年不解甲驰弩”，说明西瓯人的社会组织已经相当发达，并且能够比较有效地运转，已经进入了部落联盟或酋邦时代。当时，为了保障南征岭南的军事后勤供给，击败西瓯人的抵抗，秦始皇还派监禄在广西东北部修筑“灵渠”，沟通了湘、漓二水。灵渠的修筑，极大地便利了五岭南北的交通往来，有利于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秦朝统一岭南后，还将大量汉族人口迁居岭南，与越人杂居在一起。从此以后，西瓯、骆越人同内地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了，而这种联系，对于岭南西部越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岭南地区（即后来的两广地区）的土著民族，被称为“乌浒”、“俚”、“僚”或“俚僚”，他们是西瓯、骆越的后裔。东汉末年，中原战乱，社会动荡不安，不少大姓豪族为避乱而迁居岭南，从而促进了岭南地区封建化的发展。受其影响，世居岭南的俚僚大姓贵族，纷纷在各地称雄，使岭南土著民族社会中，也出现了一些“雄于乡曲”的“大姓”。如高凉、合浦的冼氏，钦州、合浦的宁氏，桂州的李氏，高凉的黄氏等，都是这时期岭南著名的土著大姓。他们拥有“地方数千里，奴婢万余人，珍宝充积”的财富。与此同时，社会上却存在着大量贫穷的、甚至“父子世代为奴”的普通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