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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翟志成先生对冯友兰的记忆力充分信任，我们把1968年交代材料中所默写的《满江红》对比一下原词，是不是翟先生所说的“十之八九”。冯友兰忘写了哪几句呢？“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这四句是该词的核心内容，是最不该忘记的。比如岳飞《满江红》，忘记了“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四句，能说记住其“十之八九”吗？（单就从字数上说，93字的词，忘了28个字，也只记住了70%）。另外，为了押韵，“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两句的顺序是颠倒的，这一定让词作者费了不少心思。是作者也就更不该忘记了。冯友兰写联大纪念碑碑文时，将校歌改为碑铭，那里是：“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而后两句，在碑铭中省略了。或许正因为如此，冯友兰对这四句印象不深而忘记了。

　　即便冯友兰在文革中的记忆力未受影响，用1968年的交代材料能否作为重要证据来论证冯友兰是联大校歌的词作者？我认为，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违反了证人自愿作证的原则，交代材料不是作证人自愿写的。冯友兰在极端手段的威逼之下写交代材料时，绝非自愿。在精神恐惧情绪紧张的状态下，仅凭记忆写30多年前的经历，根本无法保证所写内容在史实上的准确性，这样的文字怎能用来作证呢？此外，这种交代材料，若以断案论，也只是口供。口供如何能作为核心证据？重证据轻口供，应是断案的常识。

四、关于《作者考辨》的考证方法

　　对于考证，王国维曾与友人谈：“近世学人之敝有三：损益前言，以申己说，一也；字句偶符者引为确据，而不顾篇章，不计全书之通，二也；务矜创获，坚持孤证，古训晦滞，蔑绝剖析，三也。必湔三陋，始可言考证。”尽管王国维所论是关于古文字的考证，但我们从《作者考辨》中发现类似于王国维所批评的现象，所以不能不质疑文章的论证方法和结论。翟志成先生自称已“否定了大陆学界的定论”，说其“务矜创获”应不为过。

　　《作者考辨》有多处不顾历史考证的基本原则，把过多的个人情感带到史实考证中。文中说大陆学者因对冯友兰有成见，才“障蔽了他们对历史真相的追求”。并说，如果宣称自己是联大校歌歌词作者的人，换成了陈寅恪、汤用彤、金岳霖，“他们的遭遇将会和冯友兰完全相反。”这种推论完全是翟先生的一己之见，所有大陆学者难道都无视历史考证的基本原则而全凭“成见”行事吗？即便是上述三位学者也如冯友兰那样自我宣称，也一定会有人根据史料探究历史真相的。关于大陆学界对校歌作者的认定，试想那么多研究和撰写联大校史的学者，翻遍了历史档案，没有发现冯友兰是原创作者的确凿证据，只有采用距校歌创作时间最近的文字档案，如1938年12月张清常的歌谱（歌谱注“罗庸作词”）及1939年6月30日的油印歌片（在油印歌片上有“罗庸、冯芝生作词”的字样，在呈送常委会之前涂去了作者的名字）来求证。若真发现了有利于冯友兰的可靠证据，我想，那么多校史研究者总不会都对冯友兰有成见而不尊重历史事实吧！

　　《作者考辨》与其说是考辨，不如说是在为冯友兰是校歌作者这一预设的结论求证。比如，1938年11月24日校歌校训委员会上呈联大常委会的手书歌词为冯友兰的手迹。《作者考辨》说，“尽管呈文中并没有提及校歌歌词和歌曲谱者的名字，但冯氏亲笔手书之校歌歌词原件，现与呈文一并存于清华档案，此亦可为冯氏乃校歌作者之说作一旁证。”对于函件和歌词抄件均为冯友兰的手笔，《作者考辨》还说：“冯友兰上呈常委会时，为什么不直接附上罗庸手写的歌词原件？为什么偏要吃力又不讨好地把罗词抄一遍？”所以，翟先生认为“如果罗庸真是联大校歌歌词的作者，现收藏在联大档案中的歌词原件，便应该出于罗庸的手书。” 《作者考辨》的分析于细微之处，推测考虑了诸多方面，目的是要推论出那份手写抄件也可作为证据，即使是一条旁证。然而，据朱自清10月30日日记，“我们接受罗的词，但不是曲”，我们可以作出另一种推断。罗庸提供给委员会的歌词是带有谱子的，并不是单纯的歌词。这次会没有接受罗谱写的曲子，或许就在这次会上，冯友兰建议让沈有鼎谱曲，所以自己提笔抄录罗庸所写个歌词，不足百字的词，也无须秘书代劳，况且校歌校训委员会开会时秘书应不在身边。冯友兰抄写的歌词，交给了沈有鼎，沈谱好曲后，当将曲谱和冯抄的歌词一并交给校歌校训委员会。之后委员会把沈的曲谱油印了，因抄件上没有作者名字，沈的歌片上也就没有作者的名字，不署名也可能是委员会的约定。所以，在11月24日委员会上呈的歌词《满江红》是冯友兰书写的，歌片是油印的。由此可以认为，把手写的歌词作为一个旁证也是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