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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6月14日朱自清的日记说，“接受冯的歌和马的谱，但谱嫌单调，因此决定马、杨、沈负责修正。”此处“冯的歌”的内容是什么，日记没有抄录歌词，但上节内容推知，就是现代体诗“西山苍苍”。校歌委员们一定知道联大常委会不认同《满江红》，才重新选定“冯的歌”而放弃了《满江红》。6月30日，校歌校训委员会开会讨论张清常的曲子，并认为“曲调比歌词更重要”，应该是由于马约翰等人未能把“西山苍苍”的曲谱改好，此次会议才从张清常的曲谱入手。对于校歌来说，要经常演唱，所以三位委员强调曲调的重要性，同时，也为委员会向常委会汇报时提供了合理的理由。

　　6月14日朱自清日记中说 “接受接受冯的歌和马的谱”， 6月30日说“冯的歌词早为大家所接受”，显然，两处说“冯的词”并不是同一首词。所以，张源潜判断，此日朱自清的日记有笔误，应该写“罗的词”。笔者认为当有漏字，因为上呈常委会的油印歌片上，《满江红》歌词的作者罗庸、冯友兰二人，所以，朱自清的日记应为“罗、冯的歌词早为大家所接受”，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倘若朱自清的日记本中贴有那张歌片，冯友兰也就不会对日记中所记 “冯的歌词”看得那么重了。

　　还须说明，朱自清的日记作为原始资料固然可以作为考证校歌作者的证据，由于朱自清的日记只是自己写，是不想给他人看的，更不想印刷发行，笔误和疏漏应在所难免。所以说，这个证据并不完整，还须其他原始资料作补充。对此笔者想引用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的论述，“在历史中，我们依靠的是原始资料。我们不是依靠权威文献：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完全受资料提供者的学识和诚实性所支配；因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察觉和体谅他们的过失，并用其他种类的证据来补充他们的信息。”朱自清是校歌校训委员会委员，他的人品和学识更令人敬仰，但我们拿他的日记作为证据时，仍需要核实日记内容的正确性。

三、关于《作者考辨》中的一段推理

　　《作者考辨》中有一段推理，在列举了中国旧体诗词的创作特点后，翟志成先生说：“在正常的情况下，创作者或有可能背诵不出自己过去创作的某一首诗词，但却绝不可能在阅读到该词时，仍旧不能确定自己就是该诗词的作者；他也绝不可能在阅读别人的诗词时，误以为自己才是真正的作者。”

现在我们应该仔细思考一下翟先生的推理，先做些简化并改成形式逻辑三段论的句式：在正常的情况下，所有写旧体诗词的人绝不可能把他人的作品认作自己的作品，冯友兰是写旧体诗词的人，所以，冯友兰也就绝不可能把他人的作品认作自己的作品。

问题是这个大前提是否成立，就是说，做出这个全称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是否能进行这样的测试，比如找10位60-70岁的诗人，选取他们早年创作的几首诗词，再选取同时期、同题材的几首其他人的诗词，混在一起，以一种公开的、自由的方式让他们识别。就是10位诗人都辨认无误，仍不能证明上面的判断为真，因为我们无法保证第11人进行这种测试时也不出错。所以，我们只能认为翟先生所做出全称判断只是一种猜想，一种推测，尚未得到证明，或者根本就无法证明。

　　或许正因为如此，翟先生接着说：“这是任何有过旧体诗词创作经验的人都应有的亲切‘体知’，也是一般人都承认的常识。冯友兰的心智和记忆力即不逊于常人，他就不可能在联大校歌歌词作者这一问题上出现了‘记忆上的错误’”。

　　现在翟先生把这个全称判断认定为“一般人都承认的常识”，无须证明。这样一来，就让人觉得翟先生所论确有道理，我初次读到此时也觉得对于旧体诗词造诣颇深的冯友兰来说，那种‘体知’当更为深刻，应不会记错。但这种自我认定“常识”的做法，是不是太武断了呢？

　　我们姑且接受其为“常识”的认定。翟先生在他的推理中，还加上了个限制语，“在正常的情况下”。上面我提到的测试，也希望在“在正常的情况下”进行。但是，冯友兰把联大校歌认定为自己的作品，恰恰不是在“在正常的情况下”。那是在文革极为惨烈的时期，这在翟先生的文章中有大量的介绍，此处不必多说。在那个时期，冯友兰的人身自由没有了，可以说思考的自由也被限制了，他必须写交代材料。所有有过那种经历的人都知道，翟先生所讲的 “趋吉避祸、劝赏畏罚是人类自我保存的本能”，已不适用。为了完成交代材料，有多少人给自己加罪名，把不是自己的问题也写在自己头上，以求尽早过关。在红卫兵采用极端手段威逼折磨之下，在极度恐惧极度紧张之中，冯友兰的记忆力应不可能还如同“在正常的情况下”，出了问题是难免的，所以，也就可能把西南联大校歌歌词想象成了自己的作品。在交代材料中冯友兰说，所写的校歌站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给自己加了不小的罪名。“自加罪名”是当时交代材料的通常做法，如果这种做法仍属“趋吉避祸”的本能，就要重新定义何谓“吉”，何谓“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