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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蒋英到了美国，但二人都把事业看得比爱情更重要，当时，钱学森已经三十多岁，蒋英也有二十四、五岁，为了各自的事业，他们再次推迟了婚期。为了支持蒋英的音乐事业，钱学森送给了蒋英一架钢琴，这架钢琴也称了二人爱情的见证。直到1947年，他们才在上海举行婚礼。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那些岁月中，家境状况很糟糕，作为大家闺秀的蒋英，毅然辞退了女佣，一个人包揽了所有的家务，从而也放下了她热爱的歌唱事业。正是这段时间，钱学森完成了他的著作《工程控制论》，这是他们的爱情结晶。
　　
钱学森爱好音乐，尤其是在蒋英的艺术熏陶下，他对音乐艺术有了更深沉的感悟，也给他的科学事业增添了无比的色彩。共同的志趣，使两人的感情生活更加和谐温馨、多姿多彩，也使他们的事业相得益彰。
　　
近年来，钱学森年事已高，但，同样已迈入高龄的蒋英亲密地守护在钱老身旁。国家领导人多次看望、慰问钱老时，都能看到蒋英那亲切、和蔼的面容。
　　
钱学森同蒋英平凡而深挚的爱情，堪称时代的典范。

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1948年出生。中共党员。1969年入伍，曾任技师、技术助理员。1982年毕业于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系，获学士学位。 1988年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系毕业，获硕士学位。长期从事计算机应用软件系统的研制工作，高级工程师，上海交大的兼职教授。

钱学森的女儿钱永真，1955年随父母和哥哥钱永刚回国，后从事音乐教育工作。

钱学森的堂妹钱学敏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哲学多年，参与撰写和翻译多部专业学术著作，其中有关钱学森科学思想的论文曾荣获中国管理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

“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

“我认为今天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而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的知识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1920年，钱学森9岁。他进入当时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这所学校1955年10月改名为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成为我们熟知的实验一小。
1912年，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成立，当时的校址在琉璃厂厂甸。经过数年发展，1919年教学主楼——红楼落成，学校还新建了仪器馆、儿童图书馆。1920年钱学森到这所当时已经是非常优秀的小学就读。钱学森在这里度过了3年的小学时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钱学森在这里就读时，邓颖超也在这所学校任教，钱学森听过她宣传爱国主义的讲演。在钱学森的记忆中，邓颖超的讲演非常出色。虽然邓老师不曾教过他的课，但是钱学森一直称邓颖超为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