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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1949年),宣布起义前夕,个别军官坚持反动立场,欺骗士兵,带着全连武装企图从塔什库干越境叛逃。该连一名在民主训练班学习过的士兵,看到连长带着部队向国境方向逃跑,便巧妙地脱离部队,星夜跑回来向我报告。

我立即打电话给驻喀的第九旅旅长马平林,让他火速派出武装,堵截叛逆部队。结果,很快把叛逃部队追回来。”

在民主训练班开学典礼上,作为训练班主任的赵锡光亲自做动员训示,他说:“我军远戍边塞,保边为民,是我军主要职责。如今,全国局势,内战愈演愈烈,危如累卵。因此,我们必须随时注意国内政局发展,提高警觉,保卫边塞,必须官兵团结一致,共同应付时局,不然,我们的处境是很危险的。

一旦国内战事不利,我们即成无根之草,死无葬身之地。长官不管士兵生活,克扣军饷,贪污腐化,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只知升官发财,一旦有事如何应付?你们是连队的优秀士兵,训练班学习结束回去后,向你们的长官说,长官不准随意打骂士兵,这是我的命令。如果你们的长官有不规行为,可以直接给我写信来,我保证予以处理。”

第一期民主训练班办了3个多月。赵锡光和学员们同吃、同住、同学习,每到傍晚,总能见到赵锡光和他的士兵们在一起又说又笑,关系十分融洽。这种开明作风在当时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十分罕见,也给南疆的国民党军带来了民主生活的新气象,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学员中有一位军部炮兵连的班长,回到连队后,发现他们的连长克扣士兵皮鞋,盗卖马料和马粪,将钱装进自己腰包,便立即给赵锡光写信反映。赵锡光随即派军部政工科科长贺海桐前往调查,认定情况属实,那名连长也供认不讳。赵锡光当即命军法处将这名连长逮捕法办。此案对四十二军上下震动很大,原先一些有劣迹的军官收敛了许多,不敢再胡作非为了。

1948年春,蒋介石对国民党部队进行了调整整编。在这次整编中,第四十二军奉命改编为整编第四十二师,赵锡光继续担任南疆警备司令兼任第四十二师师长。

整编之后,国民党政府和胡宗南便给赵锡光的部队“断供”了,一个军饷也不给。后来,赵锡光总算以“率驻疆部队入关”的“开拔费”为名义,争取来了百万元经费。但这笔钱通过西北行政长官公署时,被新任长官马步芳扣留了20万元,再加上内战导致物价飞涨,这些纸币贬值厉害,最终拨到整编第四十二师时,已经大打折扣了。

当兵吃粮,而师长赵锡光手上却无钱买粮。怎么办?赵锡光对整编第四十二师的官兵们说:“四零年到四二年(1940年至1942年),我率部驻守黄河东岸时,国民党不给八路军发饷,停止了一切物资供应,人家八路军可有办法了,来了一个生产自救。我们虽不是八路军,但国民政府不给我们拨经费,难道我们喝西北风不成?我们要学习人家的办法,生产自救。”

生产自救真是好办法。据当时担任整编第四十二师通信营营长闵继骞回忆:“当年赵师长让我带两个连队,开往疏勒草湖‘马家花园’(现为新疆建设兵团农三师四十一团)开荒400亩,当年播种,当年就吃到自己种的粮食。南京国民政府不给军饷,并没有难倒赵将军。”确实,在那艰难时刻,赵锡光指挥部队开荒开矿、种粮种菜,通过生产自救,渡过了难关。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集结长江北岸,即将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西北战场上,国民党军节节溃退,胡宗南、马步芳退守西安,企图负隅顽抗。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为挽回局面,一边让张治中等人到北平谈判,一边电令陶峙岳留下一个旅担任边境防务,将其余部队全部调回关内,以解西安之危。

陶峙岳接到电令后,进退维谷,密电赵锡光到迪化(今乌鲁木齐)面商对策,并得到了赵锡光“守新疆,我不走”的全力支持。陶峙岳心中有了底,于是召集各军长、旅长到新疆警备司令总部召开军事会议,传达李宗仁的电令,并让各将领讨论部队入关与否等问题。

属于马步芳系统的骑五军军长马呈祥第一个发言。马呈祥深知在西北苦心经营的马家军已被解放军打得焦头烂额,如不将自己的部队开拔入关,恐怕连根据地兰州也要落入解放军之手。因此,马呈祥的发言,带有明显的目的性:“按李代总统的要求,尽快将部队拉出新疆。”

与马呈祥一唱一和的是属于胡宗南嫡系的第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他的调子唱得也很响亮:“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敝人坚决服从李代总统的命令,愿为国家效犬马之劳。”

当然,也有许多将领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落败以及守卫边境的重要性,纷纷陈述不能进关的理由。双方引发了激烈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