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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华为迎来了一次特殊的求职高峰，6687名员工再次求职华为，竞聘，上岗。最后的结果是，6581名员工重新签约上岗，共有38名员工自愿选择了退休或病休，52名员工因个人原因自愿离开公司寻求其他发展空间，16名员工因绩效及岗位胜任等原因离开公司。这次有 3名各级主管，尤其是部分中高级主管，其承担的职位向下做了调整，自愿降职降薪聘用。

辞职员工随后即可竞聘上岗，职位和待遇基本不变，但他们以往的华为工龄被清零了，唯一的变化就是再次签订新的劳动合同，合同期限在 1~3 年之间，这次劳动合同是严格按照劳动合同法签订的。

4.换工号

这次具备集体大辞职资格的是原工号编号 20000 以内的员工。因为他们是重新入职的“新员工”，原工号作废，每人重新分配了一个新工号，原有的工号也随之消失（董事长和公司长年顾问的工号没变），任正非的工号也由 001变为6位数。

工号在华为不仅是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中的身份识别代码，还其有特殊的意义，以至形成华为特有的“工号文化”。 在华为有“新四军”“新五军”“八路军”之分，就是指那些 4 开头 5 位数工号、5 开头 5 位数工号和 8 开头 5 位数工号的新员工，至于历年的《华为时代》中的“99527”，指的也是工号。看工号，基本能够判断进入公司的时间，也基本能够判断其职位等级的大小和职务的高低——工号与职位和职务成反比。那时，员工如果看到一个小工号，尤其是 3 位以内的工号，都会惊呼：牛人！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任正非曾讲过：公司搬到新基地后，应在总部立一块大石头，按大小顺序，把每个人的工号与姓名列出来，以纪念创业者的付出（如同那块价值观大石头一样，后来并没有实施）。

任正非曾多次提出华为“要越过工卡文化”，但这种亚文化在华为是根深蒂固的，这次重新调整工卡编号，也算意外之收获，至此，华为成功地越过了工卡文化。

至于外界认为华为的集体大辞职是为了瓦解“工号文化”，似乎有些牵强，工号的变化更多的是伴随这次劳动用工政策调整所做的技术性处理，而不是后者的目的或初衷，工号变化瓦解“工号文化”似乎说不通，不过，这次工号变化，有利于模糊或淡化“工号文化”。

这一过程策划之详密，方案之完整，调度之有效，执行之彻底，效果之明显，连那些攻击华为的专业人士也不得不交口称赞！窃认为，这是中国企业经营管理的经典案例。

任正非也辞职竞聘上岗了

至 2007 年，任正非在华为工作 20 年了，他也具备了参加集体大辞职的资格。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他也别无选择地遵循他自己制定的制度与规则，制度制定者被制度约束了！

于是，2007 年 10 月 9 日，任正非向“尊敬的董事长，尊敬的董事会全体董事”提交了《我的辞职及退休申请》。

在《我的辞职及退休申请》中，任正非写道：

“未来几年，华为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把握自身的命运，继续有一定规模健康快速发展。也许不太长的时间，公司销售额可能突破 400 亿美元，不可能一个领导几万元、几百万元产值的人，可以胜任 400 亿的领导职位，我个人也深感能力、水平与体力的不足。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值此公司良性发展之际，请允许我辞去现在的领导职位，离开公司，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管编内，还是编外，我都会与全体华为人一道，不断拼搏、不停奋斗，去实现共同的愿望。

我本人也因工作销蚀了健康，超负荷的透支付出，承受常人难以忍受的心理压力和孤独，多种疾病长期折磨着我。更有，牺牲了亲情，愧对父母的抚育，在他们有生之年我没有孝敬他们，现在更深切体会到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愧疚；也愧对儿女，也没有时间教育他们；我没有去关心亲友，以补偿他们的关怀、支持与信任，留下了无法挽回的人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