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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是。纵然从最善意的角度揣测，他也无非是想来个天下大乱，建立新朝后，前朝的罪过可免于追究，秦晓们也就可以免于恐惧了。如果再现实一点分析，他们这是想利用已经到手的金钱和影响力，乱中取权呢。

　　秦晓的这些说法、做法，代表的不是他个人，而是一大批人，这是一个“原罪共同体”。他们犯罪的时间、地点、方式和对象各有不同，但性质一般无二，都是借助权力，将公产纳入私囊。他们需要一个出头者，一个代言人，于是刚刚退休、又不甘寂静的秦晓就俨然成了旗手——谁能想到，在前所未有的高调下面，隐藏的是永不褪色的恐惧。

　　这么多年过去了，秦晓们还在恐惧，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这么多年过去了，秦晓们还只是恐惧，仍然没有被追究，说明这种希望其实也渺茫。那个声称如果追究“原罪”就是反对改革开放的人，我原来以为他只是被资本家“统战”了，看到最近的媒体报道，才知道他原来早已直接和资本家联姻了——休了原来老革命的女儿，娶了一个大资本家。怪不得会说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原来不是观念问题，而是立场问题，是“屁股决定脑袋”。只不知他九泉之下的父亲，知此后还能否安息?

　　秦晓已经老了，他还有一个办法是：死后财产将转移到后代手中，通过这种代际传递，或许可以漂白“原罪”的烙印，从此免于被追究。但是，对于那些被剥夺得如此干净彻底的大众来说，这样的财富亦可免于清算，他们又怎么可能甘心，社会和谐又从何谈起?

　　退休后比在位时更风光的国企负责人，秦晓是独一人。

　　秦晓领衔的博源基金会，囊括了瑞银投资银行副主席何迪，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高西庆，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汪建熙，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美国斯考克罗夫特集团主席、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瑞银副主席、前欧盟副主席列昂.布列坦(Leon Brittan)，前瑞银亚太地区主席谭信乐(Rory Tapner)，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委员会成员、丰投资亚洲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主席史美伦(Laura Cha)，顾问委员会成员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陈小鲁，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衣锡群，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王波明，前瑞银投资银行亚洲区主席贺利华(Rodney Ward)，银监会首席顾问、前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前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袁明，新世界中国实业专案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纪文凤，学术委员会成员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任周其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香港中　文大学　教授金观涛，复旦大学新经济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中欧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许小年，瑞银全球新兴市场研究部主管乔纳森·安德逊(Jonathan Anderson)，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等众多“大腕”。其中有些人的地位、名望之高，即使秦晓国企大权在握时，也不可能将他们纳于帐下。

　　为什么退休后的秦晓比在位时更牛叉?原因只可能是两点：一，秦晓的身份不简单，并不仅仅只是“前招商局董事长”，背景深不可测;二，秦晓背后的人出手了。或许是为了奖励秦晓在“平安上市案”和“永隆收购案”(一个是以超低价卖出，一个是以超高价买进，都是堪上教科书的鲸吞国有资产之典范杰作)上鞍前马后的辛劳，或许是秦晓在上述两案中不惧“千夫所指”的表现为主子所看重，认为“才堪大用”，所以在他退休后还为他打造了另一个舞台，让他在另一条战线上继续冲锋陷阵、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