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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30年的改革进程中，以改革名义化公为私、将公产纳入私囊的例子不胜枚举。其中操作最公开、影响最恶劣、金额最巨大的主要有两例，一是山东鲁能案，二是秦晓操刀的平安上市弊案。鲁能案的大锷在最后关头迫于舆论的压力而退却，但秦晓却坚持将腐败进行到底。

　　价值400亿元的国有股份以十几亿元的价格转让给私人，当然需要有个说法。秦晓的说法是：自己“喜欢掌控”，眼看平安要上市，掌控不住了，所以情愿亏它几百个亿，也要提前把股份卖了——这种掩耳盗铃当然站不住脚，即便你真的“喜欢掌控”要出让股份，为什么不能溢价转让反而低于原价转让?此前汇丰就是以6·3倍的溢价受让平安股权的。将要上市的公司，越接近上市时刻，股份的价值越高。只要招商局放言要转让，就是10倍、20倍的溢价，恐怕也会有投资者趋之若鹜。然而，秦晓的一切操作都是悄悄在黑箱内进行，直到完成转让，信息才为外界所知，结果是价格不但没有溢出，反而低于原价，受让方又是“自然人”，傻子都知道其间发生了什么。纵然你秦晓是受虐狂，不吃亏(当然，亏的不是自己，而是国家)不舒服，为什么不将股份转让给其他国企，或者由国资委直接收回呢?

　　这样明目张胆、毫不掩饰地鲸吞巨额国有资产，当然不可能是秦晓个人完成，当时的主管部门和国资委难辞其咎;能够消化重重的阻力、告状和调查，分食者的背景更深不可测。由于背后有人，鲸吞顺利完成，秦晓个人不但没有被追究，反而地位更加稳固。但是，没有追究、没有刑责并不能改变这件事的性质，不能改变秦晓们曾经犯下严重罪行的事实。这是他们的“原罪”，这一刻，忐忑、恐惧在心中埋下了，而且始终不能磨灭。

　　不在恐惧中爆发，就在恐惧中灭亡。所以秦晓要爆发，要找到一个可以消除“原罪”烙印、永远免于恐惧的出路。于是他组建了博源基金会，提出了所谓“现代性”——这个圈子绕得有点大，中国的老百姓又大多只是“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因此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被他的漂亮词藻绕进去了，只能被他、他的帮闲以及媒体牵着鼻子走。其实，我们只需要轻轻地问一句：秦晓折腾这些，到底是想干什么呢?难道他想把已经揣到兜里的400亿元拿出来，还给大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