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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银行之所以不愿以放贷给中小微企业，是担心他们盈利能力和杠杆率，但盈利能力依靠需求，当前的产能过剩，我认为更多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因素，而非绝对意义上的供给过剩。正如我之前研究发现的，我国至少有10亿居民用户没有坐过飞机，大约有6亿多居民家庭没有用上抽水式坐便器——并非没有需求，而是有效需求不足。

　　那么，财政政策如何更加积极呢？我觉得需要两端发力，一端是直接或间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中等收入户的收入增长只有3%多一点，而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长高达8.8%，这就导致了我们消费的分化现象：高端消费需求旺盛，中低端消费疲弱。

　　为此，应该通过财政政策来对症下药：通过给中低收入组增加收入(或补贴)方式，也可以通过加大社保资金的投入，提高居民的社保水平，从而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安全感，即能消费、敢消费。

　　当前，扶贫工作长期在进行中，低收入组的收入增速明显提高。同时，扩大国有股权无偿划拨给全国和地方社保的工作也都在展开，预计中央层面59家企业划转国有资本总额6600亿元左右。这对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增强消费预期都有一定效果。

　　财政政策的另一端发力是目前已经在实施的减税降费。按年初的计划，今年新增减税降费的规模要接近2万亿元，这对于降低企业的成本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座谈会上，有学者对于上半年非税收入的大幅增加表示不解，因为非税收入属于“费”，上半年居然增长了21.4%。

　　对此，总理做了解释：非税收入的增加是为了缩小因减税降费而导致的收支缺口，是向国有的特定金融机构和央企增收上缴利润，并非向全社会的各类企业收取费用。

　　对此，财政部官员也有类似解释：主要是各级财政部门积极应对减税降费带来的收支平衡压力，多渠道盘活国有资金和资产，并非提高收费增加的收入。上半年全国非税收入1.5万亿元，其中，国有资本经营收入2203亿元，增长3.4倍；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4416亿元，增长18.3%。上述2项合计增收2388亿元，占全国非税收入增收额的88%。

　　这其实也反映了总理一直强调的稳增长“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还很多”，这是我国的体制性优势所在，也是欧美日的经济体制所望尘莫及的，能够保证经济有很大回旋余地，韧性十足。从本质上讲，改革就是重塑利益格局，通过获得超额利润的垄断企业向其他企业转移，可以解决经济发展瓶颈问题。

　　上半年我国所采取的定向降准和减税降费等政策，对于稳定经济增速起到了关键作用。尽管如此，总理认为下半年经济依然存在增速下行的压力，这就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继续发力。我个人感觉，应对我国经济稳定和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药方非常好，关键要看剂量是否足够。

　　我国公共财政收支压力增大(%)

　　例如，扶贫政策非常好，只是受益人口偏少，且由于收入基数较低，即便收入上升幅度较大，对消费的贡献度也很有限。要促进消费，主要靠占全国人口60%以上的中等收入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保持较快增长。当前这部分家庭的收入增长较慢，需要得到更大力度的政策扶持。

　　我的建议有两条，一是通过税制改革，来缩小收入差距；二是允许社保部门对国资部门无偿划拨的国有股权具有更大的处置权。如通过减持或并购来获得资本营运收益，而不仅仅依赖非常有限的国企分红收益。这样才有可能有效缩小社保缺口。

　　来源：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联播节目

　　此外，防止房价大起大落——控制房地产的政策非常正确，再依赖房地产经济和土地财政，必然会推高风险而难以自拔。但关上地产这扇门，同时需要打开另一扇门，让民企有更多的投资渠道。我的建议是，在对外资开放的同时，也应该扩大对民资开放的力度，尤其在服务业方面，需要打破隐形障碍。

　　正如总理所说：中国有7600多万个体工商户，带动约2亿人就业；有3600多万户企业，其中90%是中小微企业。这些量大面广的个体工商户和中小微企业，在扩大就业、方便生活、拓展消费等方面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必须予以大力支持。

　　7月15日国务院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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