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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源：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多次讲到党和军队的经费等“物质基础”。至今，很少有这方面的论述，除了查阅共产国际的部分资料。我认为，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关注和挖掘这一重要方面，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年的许多情况，开辟研究新的领域。

　　当时有大字报说他戴“金鞋拔子”、“金皮带圈”之类的。他给我说，当时的地下工作就是这样的性质，地下工作总得带经费过去，金子便于携带。而且，在地下工作，身上多少都要装戴点东西，比如遇到敌人盘查，也许给敌人两块银元就能过关了。

　　“政事儿”：和刘少奇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他说了什么?

　　刘源：最后一次见面在八五批斗会之后，1967年9月份。八五批斗会的时候，对我父亲已经是严加看管了，我都不能靠近他身边了，就在他旁边的一个屋子，帮他刷个碗、洗洗被子、洗洗袜子。

　　当时，有一个战士做完了菜，端到小餐厅。他吃完饭，我在餐厅外一个小池子里给他洗毛巾，准备去刷碗。他突然走过来问，“你妈妈在哪儿?”当时不允许我跟他说话，所以我特别紧张，小声说，“妈妈就在你后边的房间”，“他们不许我给你说话”。他还想再问，但没有问，站了大概2分钟，扭身就走了。这就是我们父子的最后一面。我非常后悔，对不起他，那时候即便我就大胆地跟他说话，他们又能拿我怎么样呢?

　　所以我很想说，“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代人亲自经历过，千万千万不能再有这种事了，今天一定要汲取教训，不能再犯这种错误，一块石头不能绊倒两次。最近，彭真的儿子傅洋给我打电话，兴奋得要命。这本书他看了两天，他也认为，不能再犯“文革”的错误。

　　“政事儿”：你什么时候知道刘少奇离世的消息?

　　刘源：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是1972年了，他离世3年以后。当时我还在山西朔州山阴县白坊村插队，回北京的时候隐隐约约听说了消息，但是不敢确认。第一个跟我说这个消息的是万里的儿子万伯翱，他当时在郑州总参炮兵学院当兵，告诉我，我父亲可能已经在开封离世了。但那时谁也不敢相信，人为什么会到开封去了呢?

　　1971年林彪事件后，引发全民性的震惊和反思。当年高喊打倒的那些人，可能并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大家找不到刘少奇的一句话是反对毛主席的。从那个时候开始，环境相对宽松了一些，一些家庭可以探望被打倒的人。可是我们家的申请，没人敢批准。

　　1972年7月份，我们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批示：“父亲已死，看看母亲。”当天，专案组就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人，说毛主席批示了，你们可以看看你们的母亲，父亲已死。这一天，专案组这两个人也来到监狱，通知了我母亲，说“刘少奇已死，1969年11月12号，死在开封”。我们问他们，人为什么会死在开封?他们又不吭气了。大约是1972年8月，我们去监狱看了母亲，那时候父亲已经去世3年了。

　　谈刘少奇和毛泽东关系

　　毛刘交往之深厚密切，相契相合，恐怕在党内无人望其项背

　　“政事儿”(微信ID：xjbzse)：你在书中谈到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评价说“深厚密切、相契相合”。

　　刘源：我觉得，读完这本书，读者们也会这样想，两人“深厚密切、相契相合”。除了维护大局、严守政治规矩这些共同的基本准则外，毛刘交往之深厚密切，相契相合，恐怕在党内无人望其项背。两个人都是思想家、理论家，又是实干家，性格又很相像，毛主席有时候更性情一点，诗词歌赋啊，有时候发个火拍个桌子，我父亲很少，他是比较理智的。

　　回顾他们两人共同走过的路，我讲几段史实。中共二大刚结束，就委派刘少奇回湖南，任中国共产党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传达“二大”会议精神。当时，毛泽东担任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也就是说，建党一年后，毛刘就在一起共事了，按现在的话说在一个班子工作了，28岁的毛是班长，23岁的刘是成员。何葆贞也是毛主席介绍的，何葆贞跟杨开慧是闺蜜，当时是杨开慧发展、毛泽东批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然后二大之后认识刘少奇了，毛主席派何葆贞到安源。1923年，父亲刘少奇与何葆贞在安源结婚，1925年我大哥刘保华出生，后名刘允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