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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初，当二维码刚刚普及的时候，赵致真与他的团队成员王俊抓住这个时机，将视频与印刷的书籍结合。于2014年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出版了《神奇科学》上下册。这套书介绍了说明科学基本原理的81个实验，每一个实验都有一个几分钟的视频演示，这些神奇实验，乍看起来有悖常识和经验，却涉及了物理、化学、生物、数学各领域，随后的说明令人信服地解释了科学的基本原理。读者只要扫描书上的二维码，就可以一边看书上的文字，一边通过手机看视频实验。这是我国第一部跨媒体的科普读物。这套书一出面就受到广泛的欢迎。

我国的春节晚会，如果从1983年算起，已经有三十多届了。这无疑是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能不能利用这种形式进行科普教育呢。2012年春节，赵致真组织了一次科技春晚，这次春晚内容丰富，有相声、有小品、有趣味实验，例如大型肥皂泡、节拍器自行对齐等等，收到各界的好评。限于赵致真能够获得的人力物力资源有限，所以没有能够连年办下去，但它毕竟是一次有益的尝试。而且他告诉我们，钻研科技，同样可以是十分有趣和引人入胜的。

讲完了我所体味到赵致真先生团队所做科普作品的特点，我想说一点我的感受

回想五四时代的那一代文化工作者和知识分子，他们提出科学、民主的口号。文化的责任是引领整个民族前进的方向。文化产品不仅要普及点什么而且要使群众提高点什么。那时候，无论是教学、出版物、电影、话剧、歌曲都担负着引领人民大众争取民主、接受和学习科学的方向。所以那时的许多文化产品，流传到现在，快一百年了仍然有现实意义。

现在，环顾我们的文化产品，有一种感觉，文化界不是引领人们前进而是跟着大众兴趣的屁股跑。跟随学界的一股复古热，前些年媒体上充斥了辫子戏。现在老百姓要讲究吃了，于是就有大量的“舌尖”书和电视问世，老百姓要旅游了，于是又有“爸爸去哪儿了”和花300亿打造的新“圆明园”。不是说不需要这些，而是当文化界的主流是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方向而变为“媚俗”。这些产品在热闹一时之后，不久就会被淡忘，对社会留不下多少永恒的印象。我们每年生产大约一万集电视剧，每年生产大约八千本小说，能够出版的是两千本，有多少能够流传下去的呢？而《科技与奥运》、《播火录》、《世博会的科技传奇》等作品，是坚持科学民主主流文化、提高受众、引领受众这一方向上的优秀作品。就是过多少年之后你再看，还是会有所启发的。

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还很落后，特别是，我们民间迷信、愚昧和落后还很严重。我们更不要忘记，鸦片战争之后，我们屈辱于列强的历史，就是大刀长矛屈辱于洋枪洋炮的历史，也就是愚昧落后屈辱于现代科学文明的历史。所以普及科学知识和提高我们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仍然是我们文化工作者严重的社会责任之一。这也算是几句“盛世危言”吧。

我们平常说，“曲高和寡”，是说，水平高了，影响面就小了，于是一些人为了“和众”就要“曲低”，也就是为了所谓的收视率、印刷发行量和经济效益，就要以媚俗的产品讨好大众，致使大量的低俗文化产品流传。但是赵致真他们的作品不同，不但水平高，而且和者也多，它是“曲高和众”的产品。我们说“曲低和众”和“曲高和寡”都是容易的，这是一般规律。但要“曲高和众”这不是一般的功底能够做到的。这是这个团队几十年合作，不断学习、磨练才能够达到的一种境界。我想我们的科普作品应当向他们学习。文化工作者应当走在时代的前列。

一直使我产生疑问的是，既然赵致真他们这个团队，是经过几十年考验的一支有水平、成绩卓著的团队，它留给我们的是一座座科普的丰碑，它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但是在我们的体制下，能不能让这个团队继续他们的风格，把他们的品格、知识和才能传承下去并且发扬光大。这的确是我们值得思考和担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