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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名文濬，大学期间推崇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取名“知行”。43岁时，他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知行》一文，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改本名为陶行知。虽然王阳明学说含有主观唯心主义的成分，陶行知却从中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且终生以此自勉。

陶行知投身教育，与他生长的环境息息相关。陶行知生活的年代，是祖国的危难之际，多事之秋。自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由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到被帝国主义列强们用枪炮打开国门，被迫对外开放，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陶行知，亲眼见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们过着贫穷、愚昧、落后，受压迫、受欺凌的悲惨生活，另一方面由于他在美国留学的经历，使陶行知更深地认识到祖国传统教育的一些弊病，并立志去改造。他亲眼见到了世界一些发达国家中的先进的东西，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强烈反差重重地刺激着陶行知那颗忧国忧民的心，他热切地希望祖国能够尽快地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早日跨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

陶行知原籍浙江绍兴府会稽县陶家堰，后迁居安徽古溪地方，不久又移居古城徽州（歙县）城西黄潭源村。陶行知的父亲（名位朝，字槐卿）靠教书为生，母亲曹翠（Lè）接管了祖上的一爿酱园，后因社会经济萧条而破产倒闭。由于有自小聪敏好学，陶行知6岁蒙馆。15岁时，其母在歙县一所教会中学“崇一学堂”帮佣，陶行知经常到那儿帮母亲做些事，被学校校长英国人唐敬贤看中，免费让他入学读书。他在睡觉的宿舍墙上，挥笔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应该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的豪言壮语，抒发他满腔的爱国热情并激励自己为祖国早日走向现代化而发奋学习。他三年的课程两年学完，并以优异成绩毕业。

1908年十七岁时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想通过学医来解除广大劳动人民的病痛，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志向。但是，因这所教会学校歧视非入教的学生，他不愿意自己思想受外国人的随意摆布，入学仅三天，他即愤而退学。

1909年他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他更加自觉而刻苦努力地学习，以便能更好地实现报效祖国的愿望。读大学期间，在他倡导并主编中文版校刊《金陵光》上，他写了《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一文，号召全校同学，努力学习和工作，发出自己的光和热，报效祖国，“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回乡投身革命运动。

191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他写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他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这表明他已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在提高人民素质和促进国家进步发达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反映了他已基本确立了投身教育，报效祖国的思想和志向。

毕业后他赴美留学。他先是在伊利诺大学学市政，半年后便毅然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因为他认识到学市政只能做官，不能救国。

1917年毕业后，他毅然谢绝校方请他继续留学深造的邀请，踏上了投身教育，报效祖国的神圣之路。他在归国时乘坐的船上，与同学们畅谈自己今后的抱负，豪迈地说：“我要使全体中国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开展平民教育运动

陶行知从美国学成归国之时，正值国内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他马上以极大热情投身教育改革，并决心改变只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办学方式，用平民教育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他认为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主张“到民间去”，还立下宏愿，要筹措100万元基金，征集100万位同志，提倡开设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

反对鼓吹“劳心者治人”而脱离生产劳动的不良传统。他虽是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却脱下西服，穿草鞋和师生一起开荒，并倡导学习“南泥湾精神”

为了实践理想，1926年，陶行知在南京神策门外老山脚下的小庄创建了一所乡村师范学校，自任校长，还改地名为“晓庄”，取日出而作之意。在这所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陶行知脱去西装，穿上草鞋，和师生一起开荒，一起建茅屋。他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的理论，目的是要“发展学生的生活本领”。抗日战争期间，陶行知又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把“生活教育”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育才学校择优选拔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并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校内不仅教学生文化课，还努力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陶行知又派学生戴爱莲等人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学习《兄妹开荒》等秧歌剧，在校内组织演出。他还倡导学习“南泥湾精神”，带领师生开荒30亩，建立了育才农场。这种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引人瞩目的创举，使陶行知独特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誉满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