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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迅雷希望以人的自由流动为前提，来打破区域间的壁垒，消除种种行政体制的约束，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进行及时修正，从而推动都市圈的发展。从80年代初推行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分别经历了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接下来是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到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等等，这些区域发展规划总体是应该认可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反思。如说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现在有一半的城市欣欣向荣，还有一半的城市已经走下坡路了，因为资源是有限的，一些城市的繁荣，必会带来另外一些城市的没落。如粤港澳和长三角在吸纳人流上有一定效应，2018年的数据，广东省增加了80万人，浙江增加了50万人口，更有可能形成上海和杭州相连的都市圈。北京的虹吸作用肯定是有的，但是北京的辐射力到底有多大呢？规划没有错，但是需要有相关的制度做配套。要形成都市圈，但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流入，这样的都市圈是建立不起来的。东京的人口占到了全国人口的1/3，首尔占到了1/4，巴黎可能要占到整个法国的1/5，纽约人口是全国的8%-9%。但上海人口只占到3%，2035年上海的人口不能超过2500万，这势必会影响都市圈的发展，必要时可考虑减少上海的农业用地，以增加人口流入。广东做得比较好，广州和佛山已经基本形成一个区域了。北京要更加反思城市规划，都市圈的设计上，怎么样做更加合理。因为从自然条件来说，长三角的自然条件是最优的。东京的条件不如上海，但是已经吸纳了这么多人口，到目前为止，日本的人口已经负增长，但是东京都市圈的人口还在增长。

　　贾康希望，都市圈的发展建设可以推动中国配套改革的深水区的攻坚克难。中央地方的体制关系，是中央关于配套改革里面作为改革重点的一个特定问题。现在推进财政改革，需要中央地方之间事权合理化，清晰化。涉及到都市圈的发展，各个地方各有特色，各自强调自己特色，争取中央层面的补助，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支持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过程中，须坚持1994年推出的分税制。现在地方层面感受到的地方财政困难，土地财政之下的短期财政危机明显，问题在于省级以下没有很好地执行分税制，而是搞了分成制和包干制。在都市圈的发展中，可通过三层级分税制的落地，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关于依托体制变革、发挥都市圈的财政作用，贾康强调，一是在都市圈发展过程中，要认同市场经济发展的共性，即市场决定论。各个都市圈有其特色和侧重点，北京更多要强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创中心，上海要强调经济中心，航运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等等，这些特色会真正发挥其潜力和活力。二要强调有为政府，政府必须发挥自己的作用，兴利除弊。守正是第一位的，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政府要牵头把各个都市圈的规划落实好，做到规划先行，规划需经受历史的考验。三是政府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要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多地接纳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使其尽快融入城市。要达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要有机制创新，比如政策融资下的PPP，财政过去追求放大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