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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强认为，可以微中心建设来促进都市圈空间结构的优化和高质量的发展。中国都市圈与国际比较，差距不在核心区，主要在微中心和节点城市上。世界上有若干个大都市圈，如东京的核心区962万人，其都市圈在第二圈第三圈层20-50万人口的城市有18个，北京核心区有1634万人，但微中心、节点城市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都市圈。北京20-50万的城市只有7个，差距明显。北京周边的城市大部分是一、二万人，并没有达到和都市的核心区有高效的连接。究其背后的原因，一是城市规划理念滞后、资源配置错位、跨行政区不能统筹；二是没有把节点城市、微中心建设发展纳入都市圈空间规划体系和范畴，以促进都市圈空间体系结构的集约化和合理化。

　　我们定义的都市圈是通勤范围在一小时内，可实现高效连接及融合的网状的城镇体系。北京已经批复了2035城市规划，周边的一些城市都是2035版城市规划，但城市发展已经跨行政区了。所以，要促进都市圈空间的合理化，促进都市圈高质量发展，首先是要把周边的微中心和节点城市纳入到我们的都市圈规划。现在国家有关部门也正在推动都市圈空间规划的编制，如果有这一轮的规划，把节点城市的建设纳入其中，对于我们未来无论是都市圈的发展，还是城市群的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都市圈时代需要都市圈思维

　　刘学敏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都市圈时代，要确立一种都市圈的思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城市化快速推进，目前城市化已近60%。快速推进的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特大城市导致的结果，是产业的聚集和人口的聚集，客观上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都市圈化，也就是一个大城市通过圈层向外围扩散。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人口的都市圈化，人口同时向核聚集，同时也向外层的圈层聚集，而且外层的圈层聚集速度更快。我们做过一个统计，上海市2010年-2017年城市片区人口的增长大体是60多万，但是周边的圈层扩散是它的二倍 -125万左右。

　　二是就业通勤的都市圈化，城市的溢出效应，加之中心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人们不得不选择职住分离的生活方式，生活在成本相对便宜的另一个行政区域，跨行政区的通勤已经成为可能，也形成了规模。在北京，可以看到每天通勤来回流动的人非常多，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三是空间扩张的都市圈化。城市的扩张它是有圈层的，圈层的扩张是随着廊道或者轴带向外扩张的，有很深刻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背景，结果是使外围的节点城市，开始网状化的发展。

　　四是产业联系的都市圈化。中国都市圈时代已经到来，这是一个高度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圈，要求我们必须摒弃原来城市化的压力，必须按照都市圈的思维来思考问题，用系统的思维、创新的思维重新审视未来的城市化。

　　都市圈的制度创新

　　徐宪平认为，政府在推进都市圈的建设中，重在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政府主要的着力点是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推进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建立区域协同发展机制。从以往的实践来看，政府抓的最有成效的事情就是基础设施一体化，从高铁到地铁，从路网到枢纽，这些年一年一个大变化。最难办的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因为这涉及到要拿出真金白银，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省与市的财权和行政权分配。当前最紧迫的是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结构，这是体制改革最大的难点。这个体制破除了，才能逐步推动在城市圈内实现城乡一体化和融合发展。

　　我们国家2018年城镇化率59.58%，户籍城镇化率只有43.37%，这里面差了16.21个点。去年13.95亿的人口中，按照这个算，8.3亿的城镇人口中有2.2亿的农民工。我一直建议，这些农民工是否可以居住在城里，有稳定的职业和居所；只要在城里居住和工作年满10年或者是15年以上的，是否可一次性解决户籍和他们的后顾之忧。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是解决了一个社会问题，同时有利于扩大消费，扩大投资。2018年农村居民的年均收入1.46万，城镇居民的年均收入3.92万，农民工的年均收入4.62万，他们不是包袱，而是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