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时尚网移动版

　　钮承泽：我在2005年底想拍这部片子，经历了很多波折，而且那时候台湾经济环境很差，加上2008年的金融海啸，客观条件都不太允许。但是我心里一直都很想要拍这部戏，也为了等一个适合的时机。随着华语片的复苏，涌现出像《海角七号》这样的本土电影，外在的环境也让这部片子能顺利拍摄以及八十天就能制作出来。

　　新京报：听说这部片子最开始是周杰伦提起的，后来怎么没合作成，当初周杰伦本来要演哪个角色？

　　钮承泽：2004年，周杰伦找了我，他问我要不要拍一部电影，讲我小时候那个年代的怀旧故事，他说片名就叫《艋舺》。我说要想一想，就出去散步，随之有很多很多画面、感受和情节涌入脑海；后来开始田野调查，搜集了一些资料。原本预定2005年8月开拍，但周杰伦因自身原因退出。当初周杰伦本来是要演蚊子这个角色，后来影片真的要拍时找到了《痞子英雄》里的赵又廷。

　　《艋舺》里没有断背山

　　新京报：《艋舺》里那些男孩子的友情，比如志龙(凤小岳饰演)与和尚(阮经天饰演)很多观众都解读为同性爱、断背山，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钮承泽：首先观众解读有他们的角度。电影拍完了我的工作基本结束了，观众从自己的认知来解读，我觉得很有趣。我能说的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可能出现这样的朋友，为了他(她)付出一切，这种感觉是无涉性别的。观众的解读我只能用双耳和双眼去感知。可以肯定的是，我觉得没有将任何同性爱的东西加到电影里，大家不要误会了。

　　新京报：《艋舺》的片尾我看到你打出“生存之道”四个字，是有意呼应你之前的电影《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吗？

　　钮承泽：这是我和编剧曾莉婷在创作上的一个小情怀。其实不只是想拍电影的台湾导演、上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无论什么故事都是在讲人道生存问题。

　　我曾青春叛逆但没干过坏事

　　新京报：据说影片有些来自你亲身经历，是用这部片子来怀念青春岁月吗？

　　钮承泽：有怀念的元素在。上世纪80年代大陆是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台湾同样也是，经济迅速发展，政治格局的重新调整，也经历了一个压抑的时期。那时刚好是我的青春岁月，就像《艋舺》里说的，一群年轻人对未来怀有憧憬，但是又很压抑，很想快点脱离父母长大，于是在面对亲情、友情、爱情各种矛盾，产生出一个转变。《艋舺》是一部剧情片，只是有一点点黑帮背景，而且电影的结局也告诉大家“歹路不可走”。

　　新京报：那你少年时真的混过黑道吗？混黑道是不是真的看不起用枪的人？

　　钮承泽：不能叫混黑道。我15岁的时候在学校被欺负，那时候学校有很多角头，我念的是营桥中学，当地一个角头叫兴隆全，我还记得老大叫“茶壶”，他们都是本省人，他很喜欢我，觉得我很有趣，就问要不要跟他们混。那时我也正值青春叛逆期，但根本没干过什么坏事，顶多是蹲在路口，专挑戴大盘帽的高中生骂几句脏话。

　　新京报：《艋舺》里讲述的那种江湖关系真实存在吗？现在的艋舺是什么样子？

　　钮承泽：电影肯定有虚构的地方。台湾是一个地少人稠的地区，而且民众性格强烈。打开台湾地区的移民史，你会发现闽南人跟客家人有争斗，福建来的漳州人跟泉州人也在斗，充满着各种复杂的社区关系。因为台湾地区有些所谓的地方主义文化———就在一条巷子里，就会有一群人去抢地盘；然后以这条巷子为基地，各团体划分地盘产生一种社区心态。在同一社区中又有一种亲人般的关系，所以很多人都会互相扶持。但这是过去的台湾，《艋舺》里讲的真的是过去的台湾。

　　下部想拍两岸爱情故事

　　新京报：聊到台湾电影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这些名字是绕不过去的，现在《海角七号》、《艋舺》，和侯导这一代的电影都不一样，没那么小众，更商业类型化，你怎么看这种转变？

　　钮承泽：每个年代导演都有不同养分，他们面临的环境也不一样，势必会在风格上有所不同。侯孝贤、杨德昌他们的电影是成熟又自然的，我和魏德圣也都在他们身边工作过，我们很庆幸曾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我们面临的是不同的年代，商业层次上的压力和社会问题都不一样。这个年代还有艺术片大师，我只想拍出属于我的电影，它不媚俗也不会过于清高。

　　新京报：听说你下部电影计划和大陆演员周迅合作，具体是什么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