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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先让我们办那个海员证，我想想先办吧，反正公司掏一部分钱。一共就上了三天课，考试也是连抄带那啥，基本就给证了。办完之后从大连10月5号去的山东。

当时倒也没什么太大顾虑，唯一是工资。主要当时想挣钱嘛，在陆地上攒不下什么钱，出去吧两年之后最起码，有钱也没处花在那块，还能攒下。想上去挣点钱，完了之后回到陆地上做个小生意。

到公司之后，我们那艘船还在海上没回来，就搁那儿等。船员一共找了33个，最开始是35个人，后来有一些走了，都是因为家里的事，有一个因为他妈是被车刮倒了还是自己摔了，反正胳膊摔断了，家里没人照顾，他下来不干了。

留下来的这些，开船前我都见着了，平时也一块吃饭啥的。没觉着他们怎么，跟我一样，都打工做点小生意。

有个叫项立山的，头发全白了，有50多岁，说他以前弄死过人，打过两回劳改。”

事实上，项立山两次犯罪记录都是盗窃。船上至少有两人有犯罪记录，其中一人曾被判无期徒刑。

33名船员中，除了船长李承权外，管理人员还包括大副付义忠、二副王永波、轮机长温斗、大管轮王延龙等，其他为普通船员。船员主要来自辽宁沈阳、朝阳、丹东、抚顺、大连，吉林长春，内蒙古，山东等地。船员们多数也是亲戚、熟人之间互相邀约，比如温斗与船员温密是叔伯兄弟，二副王永波是船员吴国志妻子的表兄。来自大连的25岁船员王鹏也是受同时学驾驶的“师兄”温斗邀约，抱着到外面闯一闯的念头，不顾家人反对登上“鲁荣渔2682号”。

“还有几个内蒙古人，说话用他们那蒙古语，别人也听不懂。这伙人里面我只认识崔勇。

崔勇在小客运上班的时候，几个人在出租屋打牌，喝酒耍酒疯，把房子一把火点了，后来家里赔了很多钱，他想挣点钱给人还债。他比较大大咧咧，比我稍微高一点，胖乎乎的。

船接着以后，好几天时间一直往上面搬物资，鱼肉米面什么都是公司给，还有那些蔬菜。再就是装灯，钓鱿鱼得靠亮光吸引鱿鱼，船头这块有个杆，上面有个连接，一边一个，上面都挂着灯，一个两千瓦，飞利浦的，有这么粗吧，挂了十几个，人眼睛看时间长了受不了，都流眼泪。

我自己带了些方便面、矿泉水、饮料、啤酒什么的，自己花钱买的，啤酒一人带五六捆，烟我带了30条，因为要两年抽的。中途也能补，在货轮上，补的话太贵了，一条能贵百八十块钱吧。

到后面也打过退堂鼓，家里和朋友都不愿意让我去，说太远了，但是想想跟家里都说完了，感觉不去吧还有点，好像是不能遭那罪，不能那啥似的，办点啥事你老是中途而废。

而且前期考船员证、上物资也花了七千多了。

过了几天正式出海，公司一次出去七条船，有几个船是黑着去的，有船员证的都在我们这艘船上。海关过去查，挨个儿对出境记录，开出去不远之后边检就走了，开十分钟就行了，我们就停那儿，公司再派另一条船把其他人送上去，有十多个没证的，其中就有刘贵夺。

刘贵夺带了165条烟，垒老高，从床铺一直垒到顶上，他一天晚上得三盒，还说‘这他妈上了船还不知道咋回事，烟我不能亏了自己’。”

这165条烟都是赊的。

“刚开始感觉挺好的，一看就一望无际，心里瞅着挺敞亮的那种感觉，但时间长了之后看不着陆地，就感觉心里没有底了。我开始一直吐，一天吐好几回，到了16天之后晕船就好了。

往秘鲁去的路上，大家关系还可以，反正要去打鱼，都在一艘船上，成天就打打牌，天南海北胡扯，乱侃，说回来之后怎么样怎么样，买个改装的车，要不就出去玩，把钱全花了，反正说了很多。我不算太爱说的，比较适合当听众。

他们天天推牌九，我偶尔玩。赌的还不小，身上多少有一点现金。我的钱我其实没花多少，都让崔勇借去了，两三千吧。说实话我真不爱借，打牌我真不爱借。

快到秘鲁的时候，有一次我回寝室，看见刘贵夺那块放着个小笔记本，没啥事儿我寻思在那翻翻，我看他记了一些数字，我问他，说是航行坐标，我说你记这个干啥，告诉我没事儿就闲着玩记的。

反正具体他怎么想，搞不明白，感觉他总在琢磨事儿，一般人看不透他。

40来天之后，2月的最后一天，我们到了地方（秘鲁海域），开始钓鱼。晚上天黑开始钓，灯一打开，鱿鱼冲着光就游过来，把钩下下去，感觉有鱼往上薅就行了，没什么技术含量，看看就会了。刚开始有鱼咬了都不知道，一个人拽十多斤鱼都拽不动，感觉太沉了，都两个人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