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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设立安南都护府，驻有大量的汉人军队。戍卫边陲的士兵或战死沙场，或随将帅撤回中原，或永久侨居安南娶妻生子。这在主客观两方面均为汉字在该地区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途径。唐朝还沿袭历代将越南地区作为流放地的做法。据有关学者统计，唐朝安南都护府辖内驩州、峰州和爱州三地所流放的罪人高居岭南道流放人数之首，占整个唐代流放人数的百分之十一。如唐初四杰之一王勃之父王福畤坐事贬交阯令。王氏在主政期间造福一方，大开文教事业，死后当地越人立祠以念其功德。被贬到安南的还有褚遂良及其儿子彦冲、彦甫以及杜审言、沈佺期、李巢、李友益、高俭、韩思彦、斐夷、刘瞻、宾参、李仁钧、陈蟠叟、杨牧、李乾佑、严善思、宗晋卿和卢藏用等二十人。他们均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工于诗文。他们贬谪安南必然会推动各自管内文教事业的发展，这不但有利于汉字和汉文化在越南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而且还为上述地区的文教事业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对孕育后世文豪墨客产生了影响。如越南第一部正史《大越史记》即陈朝时期清都镇东山县大学者黎文休奉敕以汉字修撰，内容上自赵武王（即赵佗），下迄李昭皇，凡三十卷。此史书虽已散佚，仅有些许内容被后世之《大越史记全书》援引而得以保留，但它为越南后世史家撰史奠定了基础。越南史家对黎氏及其著作评价颇高，认为“我南国有国史，自此始。”越南陈朝清都镇即中国南朝迄隋唐常贬谪官宦所至之爱州地。可见贬谪官宦对当地后世文教事业影响之一斑。

四、越南封建自主至法国入侵越南前夕：汉字在越南的巩固和发展阶段

968年，安南强豪丁部领建立丁朝，越南开始进入自主封建的历史新时期。自丁朝以降，越南历代封建王朝之典章制度，社会组织机构等方面均效法中国，以巩固王权和加强对国家的有效统治。1070年，越南李朝在升龙建立文庙。1076年，李朝又在文庙旁修建国子监，专供皇亲国戚及权贵子弟接受汉字和汉文化教育，后来教育对象逐渐扩大，也接受天资聪慧的百姓子弟就读。1075年，越南首开科举，此后成为历朝取士的重要途径。越南科考内容、形式和组织方法均以中国为宗，但亦有其自身若干特点。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在越南八百多年的科考史中，第进士者多达2818人。在本土化科举取士机制下，汉字和汉文化对越南的影响不断扩大和深入。农村也开办私学传授汉字、汉语和汉学，从而使汉字在这一时期逐步渗透至城镇，甚至是偏远村社，为广大平民百姓所接受和使用。政府使用汉字颁布政令和告示，征集鸿学硕儒用汉字撰修国史；文人雅士以汉字吟诗作赋，著书立说；民间宗教活动，签订契约亦多使用汉字。属明时期（1414-1427），明朝官吏在越南各州、府、县广设学校。据史载，越南属明期间，明朝在越南建立的学校共计161所，其中府学14所，州学34所，县学131所。明朝在越南的统治虽短暂，但众多学校的设立对汉字进一步在越南的传播和推广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由于长期受到汉字和汉文化的熏陶濡染，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越南不仅将汉字称为“儒字”和“圣贤之字”，甚至被越南人珍视为“chữ ta”，即“自己的文字”。这不仅反映了古代越南社会对汉字和儒学的极力尊崇，还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儒学对汉字在越南传播的巨大推动力。

这一时期越南创作了大量的汉字诗文和著作。如李公蕴的《迁都诏》，李常杰的《南国山河》，陈国峻的《檄将士文》，阮薦的《平吴大告》、《军中词命集》、《蓝山实录》、《抑斋诗集》，吴士连的《大越史记全书》，阮秉谦的《白云诗集》，黎贵惇的《见闻小录》、《芸苔类语》、《群书考辩》、《北史通录》、《全越诗集》、《桂堂诗集》，吴时志的《皇黎一统志》，以及阮朝国使馆编修的《大南实录》和《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等，数不胜数。抛开政治立场和民族主义的束缚而视之，有些诗文堪称雄文宏论，深得汉文化的精髓，体现出越南人对汉字惊人的驾驭和理解能力。为窥其一斑，笔者略举李朝开国皇帝李公蕴之《迁都诏》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