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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1月9号上午九点，张晓彬组织了几个核心人员，一起到中南海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向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汇报。小川、波明、西庆都参加了，唯独岐山没去。

“姚依林副总理进屋看到我们就笑了，张劲夫秘书长也笑着打招呼说，‘是你们几个啊！’当时，我知道，岐山是有意回避，而且事前他已经跟领导报告过了。”张晓彬说。

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周建南，国家经委主任吕东，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高尚全，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还有人行、体改委、国务院研究中心等部门30多人。

当天，主要由张晓彬汇报了“关于开办证券交易所问题研讨情况”，包括开办证券交易所的必要性和时机，交易所管理体系的形成与市场的组织，开展筹建工作的建议等三个方面。

“整个会议的氛围很活跃，与会领导就股票上市向我们提出了种种问题，我们分头做了解答。”他说，会议最后，姚依林副总理说，要紧锣密鼓地搞，并拍板将有关证券市场的研究和筹建工作归口到体改委。对于归口哪里管理，当时是有不同意见的。有的提出，让人民银行来牵头。“事实证明，领导的决策是正确的，证券和银行是两个完全不同而且必须分开的系统。”

那个年代的“民办官助”

如果回溯中国股票市场的起步阶段，也许会理解那个年代的“民办官助”。

据张晓彬回忆，80年代初期，中国整个资本市场刚刚萌芽。从1981年恢复发行国库券，到1984年北京天桥商场作为第一个国企向社会卖股票，经济生活中已经陆续出现了股票、股份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基本要素。

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把新中国真正意义上第一支公开发行的股票——飞乐音响回赠给到访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范尔霖，在当时被国际上看成是“新中国与股市握手”的信号。

1987年前后，国内的国库券和自行发的股票大概也有近千亿的规模——在当时这是个大数。但因为缺乏规范的证券流通市场，这些债券和股票的流通性差，其筹资的作用也不断被削弱。

事实上，根据1987的政府工作报告，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新老体制交替的关键期。发展股票市场或许也是解决当时现实问题的一种必然选择？

张晓彬坦言，当时股票市场能够搞成, 是多种因素合成的。他认为，首先是改革推进的大趋势已经形成，是形势发展的必然，改革开放已经走到那一步了，大规模的企业股份化在推进，大量国库券要流通，企业要融资，存量资产要盘活，金融市场发展的需求已经迫在眉睫。

其次，是有一批老一代的领导人坚定的支持改革，并给予了方向性的指导：上有邓小平对创建股票市场的支持，姚依林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方向的指导，地方上朱镕基、李灏等当时上海、深圳的主要负责同志对具体工作的支持。

再者是有一批年轻的政府官员、青年学者、回国的留学生，还有一批企业的负责人共同参与。这批人是改革过程中的中坚份子和积极推动者，大都下过乡，当过兵或工人，吃过苦，有思想，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和上通下达的能力。

“总的来说，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等几方面的条件共同促成了这一步，是三种力量的助推作用所致；也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张晓彬说。

诚然，创建中国股票市场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史上的重大突破。如此重要的改革，在当时为何“民间主导，政府支持”？

按照张晓彬的话说，当年，股票市场是个新生事物，国内熟悉情况的人不多。建设股票市场，因为存在理论障碍而显得特别敏感。

他解释，80年代，理论上还有“两个凡是”的争论，还在讨论按劳分配还是按资分配的问题。中国究竟能不能搞股份制？能不能发展资本市场？会不会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这些问题的争议都很大。

“但发展中遇到的现实困境，又使得发展股票市场成为了‘条件不成熟，却非搞不可’的迫切需求。”张晓彬说，“另一方面，以‘设计小组’为中坚力量的民间组织，做了大量前期的工作，并凭借很强的上通下达能力，获得中央高层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