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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91年为例，辽宁、吉林、黑龙江的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利税分别为8.87、8.67、9.24元，不及上海、浙江等地的1/2甚至接近1/3，也低于安徽、江西、山东、河南等省，仅高于西藏、新疆、海南等相对欠发达地区。这一情况在1997年也并未得到好转，辽宁、吉林的每百元实现利税相继降至5.15、4.69元，依然位列全国省份尾端，黑龙江尽管突然上升至13.37元，但这一数值似乎更像是与当地统计方式的调整、财务决算的延迟等因素有关。

在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经济效益的低下让人遗憾，但也在预料之中。传统发展模式下打造的重工业基地，不可避免地具有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特征。资源开发、利用的粗放，使得东北地区的结构性矛盾显得比其他地区更为突出。

同时，中国的经济结构在当时已进入转向阶段，对能源、原材料等产品的需求趋于下降，一批重工业企业产品库存上升、价格回落、利润下滑，导致重型化为主导的东北地区经济收益不容乐观。

经济收益在下滑，但东北地区国营企业的开支却很难减少。要知道，这些企业在当时承担了一定的“办社会”的义务，需要经营医院、学校、电影院等公共设施，这无疑是一笔沉重的开销。

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国营企业非经营费用支出时常占据管理总支出的四成左右。当超大规模的国营企业难以获得预期的经济效益时，那么这些开支便成为了负担。当时的东北职工在享受着自以为稳定的高福利时，他们或许很难意料到，自己的企业其实已经压力重重，而这也成为了“下岗潮”出现的序曲。

尴尬的全员劳动生产率

除了产业粗放、需求下降等宏观面的因素，东北国营企业经济效益的下滑还有人的原因。事实上，职工人数过多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低下是这一时期东北工业的又一特征，而这一特征将当时的东北经济带入了更深的低谷。

一方面是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是人力管理自身的缺陷，东北工业的生产额长期靠增人而增加。数据显示，东北三省的职工人数在1991-1994年、1997年位列全国前列，其中，辽宁省的历年职工人数更是稳定在500万至600万人之间，能与之相比的仅有山东、江苏、广东等省。然而，与后者各省的全员劳动生产率相比，东北三省显然存在劣势。

以1993年为例，这一年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为32387、25595与22007元。而江苏、山东苏、广东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则分别为61949、52320与68227元，差距十分明显。

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呈现的特征。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49-1984》的数据，1971年辽宁省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5927元（以1957年为不变价格），已不及天津的19934元，北京的21319元，上海的31116元。

而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86》的数据，1985年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为16146、11569与12208元，尽管仍处于全国中流水平，但与山东的16628元、湖北的16924元、江苏的18759元等省的指标相比，已存在劣势。同时到了九十年代，这一差值变得更大。

影响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较重要的便是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生产中的管理与效能。显而易见，东北工业长期以来都受到了人力资源管理、职工技能素质的制约，也为“下岗潮”的出现埋下了伏笔。“下岗潮”之后，大量劳动力外流，又进一步降低了东北地区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形成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