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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飞机制造是一项高度集成、相互关联，“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作。除了自相矛盾，众多专业之间也存在着数不清的矛盾，所有人都在寻找那个“使整体最优”的解决方案。

　　“就像走迷宫一样，走了很长时间，发现不了出口，看不到阳光。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我们就不停地摸索，去寻找阳光。”朱高尚说。

　　比如，在给重量不达标的主起落架主接头减重时，对于朱高尚来说，最“舒服”的做法是直接调整这一结构的连接方式来达到目的，这就要求改动主起落架主接头的位置。“但总体专业的人说你不能这么改，否则影响太大。”朱高尚平静地说，总体专业负责飞机的总体布置，每一次调整和改变都会带来大量的计算、评估工作，完成后再和我们一起讨论，不断优化，以达成目标。

　　“讨论方案，全部推翻，从头再来……” 经过数轮迭代，在首先满足强度、刚度、疲劳寿命、工艺要求等条件下，朱高尚所在的结构专业大妥协，总体专业小妥协，最终主起落架主接头的重量从112.3公斤降至86.5公斤。

　　百万零件在装配过程中出现的冲突、矛盾不计其数，之前的辛苦工作被推倒重来也是家常便饭。“我图纸都定了，你又让我改”“我这儿都设计的挺好的，你现在说要动”“飞机就这么大，这个地方到底是用来铺电缆还是铺管路”……

　　争论再所难免，但大家心中有一个共识：为了“整体最优”，“谁付出的成本最小，谁就妥协”。

　　在机身总装配过程中，张兆璨和同事们也经常“妥协”。最近，他们刚接下安装“三轴加速度计”的任务。

　　飞机在组装时，是先将小的零部件集成为机头、前机身、中机身、中机后机身、机身尾段、左右机翼和尾翼等几个大部件，然后将这些大部件都对接起来，再装备系统进行测试和试验。

　　而“三轴加速度计”是为黑匣子传输飞机姿态等重要数据的部件，位于飞机中间部位，要求安装精度极高。如果在机翼部件组装阶段来安装三轴加速度计，人员活动空间大，操作快捷，但精度有可能无法达标;如果在张兆璨所在的总装配阶段来装，操作空间逼仄，进度缓慢，成本颇高，但精度有保障，“问题是万一机翼段安装的不达标，我们修改的代价就太大了”。权衡之下，总装配专业的人员领下了这一重任。

　　“哪怕你已经连续妥协了10次，下次该你妥协，你也必须妥协。” 张兆璨和同事们都明白妥协的价值和意义。尽管经常发生技术争执，入职4年来，他从来没体会过“办公室政治”。“大家都是实干派，都是为了把飞机造好。”张兆璨直率地说。

　　“谁说的对，不是因为他是领导”

　　2013年新舟700立项那年，31岁的朱高尚当上了副所长，变成了管理者。但身处在崇尚科学的氛围里，他只追求以技术服人，不以地位压人。

　　“我经常和团队里的人说，谁说的对，不是因为他是领导，不是因为他资历深，不是因为他年龄大，咱们只讲科学。” 朱高尚说。

　　90后的张兆璨也因为各种技术问题和70后、80后争论过，和领导争论过，但他从来不怕有人给他“穿小鞋”。

　　“我们争论的时候都是说，你这么干将来飞机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都是对事不对人。但凡能因为技术问题吵起来的，都是实干派，没人会记仇。” 张兆璨对这种企业文化很认同：“争论定下来就和好了，再开始解决下一个问题。”

　　但这里并不总是剑拔弩张，用张兆璨的话说，“也有其乐融融的时候”。每周五下午下班前后，大家就聚在一起“聊聊天、吹吹牛”。因为通常周末要加班，周五晚上便被选为了最放松的时刻。

　　加班也是这里的文化。西飞民机所在的西安阎良被称作中国的航空城，这里除了航空工业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西飞民机，还有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中航工业试飞中心，以及其他与航空有关的配套、生产、服务、验证、集成企业。

　　中国民用飞机产业处在奋力追赶的状态之中，有时候，“加班”是这些航空人对抗艰难创新、无从参考和意外困难的唯一办法。

　　“骑自行车去单位几分钟就到了，经常一个电话，放下筷子就去加班了。” 孟凡涛在这里工作了16年，他觉得，个人和单位之间的得失早已算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