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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都不在公办了，学生就跟着老师走，好的生源就被弄走了。民办又没有那么多体制束缚。好比拿了公家免费的酒碗，装了自己的酒，再高价卖给顾客。”

不少专家也对此问题发出“厘清公办民办”的呼声。两种性质有两种管理方式，这种混乱导致高新一中等在某些收费问题上“长袖善舞”，更是在“公器私用”上“左右逢源”。

而在今年初西安高新区将新增两所公办学校，这可以说是西安的一大笔财政投入。但两所学校的校长，将由民办院校的高新一中校长兼任。“虽然初衷是想借名校拉动公办质量，但问题是怎么从机制中杜绝公器私用？这个问题不能光想得很美好！”老贾说。

具体到高新一中违规炒作高考状元一事，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老邹用一句话概括，“状元，是高新一中和公共教育资源共同养育的，但现在养大的孩子被高新抱走，而且倒手卖了。”

不仅仅是“炒作状元”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高新一中的问题

尽管多年前教育部就明确要求禁止炒作“高考状元”，各高校禁止对新生成绩进行排名，但每到高考高招期间，“高考状元”总会成为最引人关注的话题，各种高考成绩排行榜层出不穷，已经影响甚至是误导了公众的教育价值观，强化了应试之风，恶化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有坊友调侃，“高新一中”撞了“新局长”的枪口。但208坊更希望，这是西安教育“新局面”的开端。

高新一中仅仅只是西安实现“公平教育”的一处缺口，对于“炒作状元”的处理也仅仅只是对“教育过分商业化”的一次治标。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长期以来被挤压的“公办学校”已经鲜有“还手之力”，教育资源失衡已非“一日之寒”。能以“状元”做广告，就是因为也只有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高新一中等能更容易“造出状元”，是老百姓对教育均衡的莫大渴望。

“禁令已发，言犹在耳，但是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估计各地‘高考状元’以及他们是被北大还是清华录取的消息，依然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原主任秦春华说。

在西安的教育现状无法短时扭转的情况下，“严肃处理”也只能是敲山震虎，但即使是这样的“喊麦”，也让市民们看到了新西安的“决心”。

记得在一次对西安落户政策的调查中，一位受访者说，“如果我的孩子没有好学校上，那么我的落户也没有意义。”

当下，各地展开了“人才抢夺战”，在这一轮的“大战”中有两个指向：政府的指向是，高素质的人才；人才的指向是，当地的配套措施，尤其是教育。而说到“人才”，在《国家治理》周刊的调查研究中显示，政府和社会都有共同的认知：高水平的专业能力，高素质的个人修养。道德、才能是人才的核心，并非“状元”二字。

“状元”的炒作，不仅是一种“教育乱象”，更是一种“社会失明”。它既不是政府的倡导和人才的标准；与新时代的旋律“不搭调”，与当下新西安的“歌声”合着相反的“音调”。

如何破解？

“要想从根本上消除对‘高考状元’的宣传炒作，就必须使相关利益相关者违反教育部禁令所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其从宣传炒作‘高考状元’中所获得的收益。” 秦春华说。

日前，针对个别机构在网上炒作“名校高考平均分”的情况，北京四中、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市十一学校、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等10所学校发表联合声明，明确称“学校未对任何机构公布、提供考生成绩、名次等信息，没有任何机构与学校核实相关数据。学校坚决反对炒作状元，炒作成绩排名等应试行为”。

陕西也早在几年前就严令禁止宣传高考状元，今年的高考刚刚结束，又发禁令：明确各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招生考试机构、有关中学不得在报刊、网站、校内宣传栏、微信自媒体等媒体大肆渲染、宣传炒作“高考状元”及“高考升学率”；不得公开发布所属区域高中学校的升学人数、高分段考生人数、升入“双一流高校”及重点本科高校考生人数；不得组织“高考状元”报告会或以 “高考状元”毕业学校及其教师的名义组织宣传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