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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梅冷生的努力下，图书馆还陆续接收了多处温州地区著名私家藏书楼的藏书，在土改期间妥善保护并接收了温州各地的私人藏书。值得一提的是，梅冷生还有一次“意外贡献”，在一次下乡期间，他在一个“糖儿担”上发现一部明万历年间刻印的《温州府志》，后被证实为国内唯一存书。动荡时局中，籀园图书馆却不断扩大馆藏，还频频举办活动提升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和影响力。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万象更新。1950年6月，籀园图书馆改名为温州市立图书馆，经费由政府全额按月拨款。1953年5月迁入沧河巷新址，在职工作人员也增加到了14名。1955年，正式改名“温州市图书馆”。

　　蝶变后的沧河巷温州市图书馆焕然一新，但对读者延续了一如既往的友善。许多老读者还记得，那时阅览室的入口处放了一个小木盒，每个进入的读者将一粒黄豆放入木盒，每天闭馆后工作人员就通过数黄豆来统计人数。小小的黄豆，犹如一颗颗带着知识和温情的种子，播撒在温州大地的各个角落。

　　智勇双全扩大馆藏于文革时期挺过动荡十年的温图，在涅槃之火中走向新生

　　文革初期，温州市图书馆曾被迫闭馆四年之久。

　　当时，烧书歪风蔓延到温州，“红卫兵”到处查抄文物图书、私人藏书。藏书逾40万的市图书馆成了“封资修图书的大本营”，好几批“红卫兵小将”连续上门。

　　据文革后的第一任馆长郁宗鉴和老馆员阮延陵回忆，当时馆里八位病弱“老将”，为了保护这几十万册来之不易的图书，“忧心如焚，苦思对策”，最终采用“苦肉计”：把一批本来要报废的破损图书和连环画，集中到一个库房，贴上“大毒草准备烧毁”的封条；古籍书库也一一贴上封条，封条写得很有趣，有“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反面教材，留着待用”，还有“留待审查，分别处理”。“红卫兵小将”来了，馆员就领他们各处参观，反复解释，耐心地把他们打发了。

　　兢兢业业的温图人，在闭馆期间，坚守之余想尽办法抢救各类文献。他们上街收集传单和资料，共集聚了传单21785种，6万余件，图书2000余册，为研究温州那一段历史存留了难得的文献资料；他们到农村、学校、居民区以及各个“四旧”集中点搜集“四旧书画”，用人力三轮车把图书资料抢回图书馆，挽救了大批珍贵图书文物；社会上部分私人藏书被査抄后，也汇聚到图书馆保存起来。十年里，温州市图书馆虽然遭遇了数次危机，但在馆员们的坚守之下，不但保全了珍贵藏书，还增加了十万余册馆藏。

　　1970年10月图书馆恢复开放。1973年，在市区县前头新建的馆舍投入使用，面积扩大到了1500平方米，藏书条件和接纳读者的能力大为加强。在温图人的坚守下，温州市图书馆终于挺过动荡的十年，在涅槃之火中走向新生。

　　1973年3月，温州市图书馆与文管会分离，从文革中的“温州市文物图书馆”，又恢复成“温州市图书馆”原名。

　　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温州勇立潮头，图书馆迎来了全新发展的历史机遇。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大潮中，温图人开创了“以文补文”模式，组织有偿服务，如设立复印服务部对外营业，兼营书店、成立了“信息服务公司”等，亮点凸显，虽然在之后的几年，由于国家政策的调整，相继退出图书馆历史的舞台，但却显示了温州图书馆人敢于创新的经营思维和办馆模式。

　　到了20世纪90年代，温州市图书馆步入发展快车道，图书馆场地设施不再满足读者需要，一股“百元建馆”的热浪在一次读书会后掀起，读者望涓滴成海，为图书馆筹建一个新家。当时的一百元已不算大钱，但读者们的情意感动了全城，温州市文化局为此设立了图书馆建设基金会，同年，市政府决定在积谷山麓、春草池畔的园林管理处原址兴建新图书馆。1998年5月26日新馆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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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今，在世纪广场以西、市府路以北，坐北朝南，临水而立的温州市图书馆，如像一艘满载知识宝藏的巨轮，以文化之光涵养着这座城市和人民，驶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2005年12月，温州图书馆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五次搬迁，又于2018年5月再度重装升级。

　　相比落霞潭畔清幽雅致的籀园，今日的温州市图书馆从只有3000多册藏书，六七个阅览座位的规模发展成一座拥有4.16万平方米面积，449万余册馆藏，2000余个阅览座位，集阅读、研究、培训、展览、活动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中心。这是100年间，几代人兢兢业业苦心经营聚沙成塔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