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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是对陈寅恪晚年的大著述《柳如是别传》的专项研究。此章文字最早的稿本写于1989年的年底，《中国文化》1990年第3期刊载。十年之后的2001年5月，“中国近代史学思想和历史写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德国海德堡大学召开，我应邀出席此会并以《“借传修史”：陈寅恪与<</span>柳如是别传>的撰述旨趣》为题，作为提交和在会上报告的论文。这是在原稿基础上，经过改订重写过的专篇论著，篇幅亦扩充至近三万言。研究义宁之学，再没有比对《别传》的评价更分歧的了。老辈如钱锺书先生、李一氓先生，都不特别看好此著。我的看法大异与此，而是认为《柳如是别传》是寅老一生最重要的著述，其学术目标则是“借传修史”，即撰写一部色调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这一看法当1989年撰写此文的初稿时，就明确提出来了。后来，随着自己研陈的逐渐深入，持论益坚。一次在答友人论《别传》的信函里写道：“我对《别传》评价极高，认为那是大史家一生最重要的著述，其史法、义蕴、体例，可视为近代以来史著的最高峰。无人能比，无人可及。斯为‘借传修史’之创体，所修者盖明清文化之痛史，亦思想之史、政治之史也。寅老一生心事学思尽在《别传》一书中。”职是之故，此章在本书中的地位，应居于特别之位置。

    第六章的《陈寅恪与<</span>红楼梦>》,写于2000年，刊载在2001年《文艺研究》第一期上。此章的写作由头，是缘于陈寅恪与红学家俞平伯的关系。他们初交于上世纪20年代的清华园。寅恪先生请俞平伯为之书写韦庄之《秦妇吟》，平伯先生请寅恪为其祖父俞曲园的《病中呓语》撰写跋语，所谓倾盖之交，由此开始。因之，当1954年俞平伯遭受无妄之灾时，寅恪先生禁不住发声了。这些故事由于缘合于笔者的研究范围，禁不住手痒，便撰写了此文。连带也将寅老在各种著述中随手援引《红楼》故事以为参证的例子，一并搜罗起来，加以贯串论说，使得此文读起来应饶有趣味。巧合的是，台湾大学的刘广定教授，我的多年的好友，也写了一篇同题论文。题虽同，引例也难免重合，但写法绝无重合之处。恰合于寅老在《论再生缘》中所说的，他与陈援庵先生抗战时期人各一方，所考证杨玉环“入道年月”，结论竟“不谋而合”，但“两人俱无抄袭之嫌疑也”。广定兄的文章收入其《化外谈红》一书时，附记了此一往事 。我此次将《陈寅恪与<</span>红楼梦>》编次收入本书，内容又作了许多增补，特别《论再生缘》中的涉《红》部分，系重新写过。因此该章之呈现，可以说是既为旧观亦非复旧观了。

    第七章《陈寅恪与王国维和吴宓》，初稿成于1992年，开始陈吴单独成篇，曾连载于香港《明报月刊》。后来《吴宓日记》正、续编出版，有了更多的可资依凭的原始资料，于是经修改、增补，又于2013年重新定稿，在《中国文化》2013年秋季号刊出全文。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王、陈的关系自是不同一般，故陈的《挽词》以“风义生平师友间”状之。而吴宓则是陈的终生契友，亦为静安先生所信任。王遗嘱：“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可见王、陈、吴三人关系之全般。此章之作，盖为研陈所不能少。

    第四章《陈寅恪对儒释道三家的“判教”》是为新写，两月前方竣稿，还没有发表过 。但此章的重要，在于此题未就，《陈寅恪论稿》便没有资格出书。我一再申论，陈寅恪的史学带有文化史学的特点，其选题论域之要旨，实在我国古代的思想和制度。于魏晋主要是思想研究，于隋唐主要是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的研究。拙稿《陈寅恪的学说》第五章于此义阐论较详，并就种族与文化的关系揭示义宁学说的学理发明。本章今次对斯义又有所补论。更主要的，陈寅恪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思想主干儒、释、道三家都有极明晰的断判，于儒家则说：“儒家非真正之宗教，决不能与释道二家并论。”于佛教则说：“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于道教则说：“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弹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於道教之贡献为多。”于三家综论则说：“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適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笔者固陋，不知海内外之学人还有谁何之论三教，能有如是之创发明断而又深具历史哲学之义涵。因此不得不收视凝心，固化一段时间，专门撰写此章，以补前此之所未及者。此章写就，则《陈寅恪论稿》可以付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