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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个政党制定路线、开辟道路、形成战略的基本依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党的事业取得胜利、党的航船顺利前行，都与党对不同时期或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正确判断密切相关；而党的事业遭遇挫折、党的航船曲折停滞，都与党对某个时期或某个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失误紧密相连。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准确认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作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正确判断。因此，“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纲领，都是以此为依据确立的。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党的八大正确作出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2]的判断。由此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党的八大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出现了偏差。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明确提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3]，仍然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直至“文革”期间发展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错误认识。这一错误认识导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损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性转折。改革开放后，党带领人民拨乱反正，包括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党的八大认识的基础上，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一步表述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4]。由此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明确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5]这样一个重大政治论断。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基本依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创新。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要求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有新的框架、新的尺度，规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在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程中，形成了宝贵的经验。一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抓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在中国社会的典型表现，既不能脱离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框架去确定社会主要矛盾，也不能脱离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状况来确定社会主要矛盾。二是必须明确区分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性质，从而构建起符合社会主义社会本质属性和特殊性质的社会主要矛盾的逻辑，既不能将社会主义社会与阶级社会的社会主要矛盾不加分析地混为一谈，也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存在。三是必须及时根据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变化，在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上坚持与时俱进，既不能使认识落后于实践，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了但仍然固守于原有的判断，也不能让认识超前于现实，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却作出不符合实际的判断。

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本依据、主要表现和显著特征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这一重大判断，是党的十九大依据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进步做出的，是综合人民需要的历史性变化和发展的根本性变化得出的，有其坚实的实践基础。

（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本依据